6位农民工讨薪路上自编务工条例

　　“不得让女同志参加超力气（指重体力）工作和危险作业”，“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隐私”，“乡、镇以上各级政府和各个用人单位，应当为外来工作人员提供广泛的工作机会，鼓励文化低的务工人员参加各项培训工作……”

　　5月初，在沈阳市和平区一间出租房内，一份由6位农民工历时两年编写的《流动务工者工作条例》摆在记者面前。

　　“俺是为要账实在憋得没招了。”条例的主要起草人徐宝森坦言，讨要欠薪是他编写条例的最初出发点。

　　“但是俺在要账过程中发现，俺们实在太需要一部能保护自己的法规了。”徐宝森说，如果没有有效的保护，即便钱能要回来，他们打工时还会“吃亏上当”。

　　“俺讨薪是被逼得没办法”

　　徐宝森，51岁，沈阳市辽中县养士堡乡王家岗村村民，在十里八村也算一个能人，上个世纪90年代，他开始到沈阳打工，凭着勤劳和几分天资，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小“包工头”。1995年，徐宝森承包的一个工程竣工，可是工程款却迟迟拿不到手。被工友们逼得没有办法，徐宝森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法庭。徐宝森胜诉了，可是当他拿着判决书找上门去，对方却告诉他现在没钱，得等。尽管徐宝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断上门催要，却总是得到同样的回答。无奈，他再次来到法院，可是一个令人惊诧的消息如同在他耳边打了一个响雷，判决下来后他没有申请执行并缴纳执行费，现在已经过了诉讼时效，钱要不回来了。

　　“俺一个农民，哪里懂得那么多呢，就以为法院都判了，这钱他迟早得给我，哪想到……”15万元就这样打了水漂，徐宝森深深地感到了农民工维权的艰难。

　　1996年9月，徐宝森再次承揽到沈阳一所学校的土建工程，可是噩运再次降临。工程结束后，近200万的工程款还是没有拿到手。为了支付工友们的工资，徐宝森变卖了家里的两处住房，让妻女回到父亲家居住，而他则开始了漫漫的讨薪之路。因为欠好多跟他出来打工的乡亲的钱，每逢大年三十他都不敢回家。“被人家堵着门要钱，俺不敢回去呀！”谈及这些，徐宝森一脸的酸涩和无奈。

　　“事儿只有从根上解决才行”

　　为了讨要被拖欠的工程款，在有关职能部门间往返了多少次，徐宝森已有些记不清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徐宝森的法律知识却越来越丰富了。

　　“在要钱的过程中，俺也认识了一些情况和俺差不多的人，都是被欠钱的。俺就想，能不能把俺们这些情况都写在一起，整理成一个材料，因为人数多、情况相似而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帮俺们解决这个问题。”徐宝森说，这个想法一产生，他就开始一边继续讨要工程款，一边和几个际遇相同的农民工开始情况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