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开头本来没有这句话，但清代村儒毛氏父子乱改《三国演义》刊行，把这句话镇在了演义开头，结果四处传播。在四百年来的“常言道”之中，属这句话危害极大，流毒极深。本来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存一个信念，有一本是非，发扬一个共同的理想，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血性，有持守，我们的国家才会有进境，而如“话说”这种庸俗冷漠的看客心态，却是民族的痼疾。

香港影片《屈原》中的屈原（鲍方饰）

　　我们确有经常读这篇《屈原列传》的必要。   

　　郭德纲说，屈原是包粽子小贩的祖师爷。

　　太史公说，在“分久必合”的战国时代，屈原的抗秦图强，只说明他是一个英雄。

　　太史公为什么“跳出来”

　　课文《屈原列传》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选入时去掉了关于贾谊的部分，并省却了《怀沙》赋原文等处。而《屈原贾生列传》作为屈原和贾谊的合传，太史公是饱含了深情去著录的。

　　在《史记》之中，论用情最深的篇章，除了《太史公自序》之外，就是《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和这篇《屈原贾生列传》，说太史公“用情至深”，是因为在这几篇文字的叙述中，太史公自己动辄按捺不住情绪，出来议论几句，一抒胸臆。著史而失去平常心，这是史家的大忌，因此班固后来常拿这一点来诟病司马迁。

　　司马迁是性情中人，班固是名教中人，所以《史记》和《汉书》很不一样。司马迁的“屈原传”，其实史学价值远远不如文学价值，在这篇传中，司马迁插入了三篇文论，拢共占去整个篇幅的一半。

　　说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司马迁其实是在借屈原、贾谊的遭遇来抒发自己。屈原做《离骚》，以香草美人为寄托；司马迁写《史记》，则以屈原和贾生为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