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岭的城南曾是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东北利益的旧战场。当年那场狗咬狗的战争使东北无数的农舍村庄被毁，老百姓横遭劫难。那场战争以日本人的战胜结束后，日方还特意在龙首山的高处竖立一块高大的石碑，以纪念和炫耀他们的战绩。周济渠指着龙首山和山上的石碑对周恩来他们说，龙首山是一条勤劳为民飞龙的化身，飞龙期盼着有一天再次腾飞起来，为万民造福。很明显，周济渠是借民间传说来比喻我们中华民族这条“飞龙”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这些“妖魔”的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周恩来对三伯父的这个故事印象很深，1917年7月他东渡日本前，特意重返东北，看望他的老师、旧友，并为他的当年同学郭思宁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其期盼祖国繁荣强盛的“飞龙”之心已是彰明昭著。

　　据民国4年(公元1915年)的一份《周济渠履历表》记载，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周济渠“奉直隶勤业道委充水产股科员”；民国3年(公元1914年)10月，周济渠任奉天“铁岭税捐征收局局长，12月到差”。民国5年(公元1916年)，回天津“任津浦铁路局秘书”。铁路运输业在当时还是个刚刚兴起的行业，到铁路上工作后，薪金也高得多。周济渠在自己生活提高之后，也经常给四弟周贻赓和侄儿周恩来提供帮助。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时，周济渠也向侄儿周恩来提供过不少资助。

　　“五四”运动爆发后，从日本刚刚归国的周恩来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成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这时，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钱能训却正因为没有处理好学生运动而被迫去职。周济渠既是钱能训的妹夫，又是周恩来的伯父，当时又在天津供职，他深为侄儿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再告诫他，“千万不要参加乱党”，由于他和钱能训的这层关系，也使他处于两难之中，曾提出要以登报声明与周恩来脱离叔侄关系相威胁，可事实上，他又千方百计地帮助周恩来。

　　1929年，周济渠调南京任津浦铁路总务处文管课课员。1934年他的妻子钱馥兰过世，他因年老需人照顾，便退休到武汉与在那里工作的儿子周恩彦一家同住。两年后病故于汉口，时年63岁。第二年，周恩彦遵其生前遗嘱，将其灵柩水运南京，与妻子合葬于南京永安公墓。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会见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时曾提到1910年那次离家的事：“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因此，可以说，周济渠1910年将周恩来带出淮安这一无意之举，却成了影响周恩来一生的一件大事。(党史博采 作者：秦九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