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兴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此次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会议要求全党积极地支持这个杂志，要求各级党委经常供给稿件，而且除了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就这样，《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创刊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需要，是“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分歧互相促进的产物，而其中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

　　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出倡议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虽然决定出版《红旗》是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作出的正式决定，但是筹备工作早就开始了。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他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毛泽东在这里提及的“办刊物”，指的就是《红旗》杂志的创办问题。

　　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

　　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后曾作为陈伯达的另一篇文章《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附录的形式，发表在1959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13期上。

　　陈在讲话中主要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的问题。他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以后在《红旗》发表的《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一文，是对此次过于偏激的讲话的一个纠正。这可以说是一个迟到的纠正，而且足足迟到了一年多，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铸成，其政治使命已经完成。

　　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后于1958年4月2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毛泽东倡议办刊物的两个出发点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23岁开始讲学，学问是慢慢学来的。耶稣年纪不大，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30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