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本刊

　　向75年前解放沈阳及不同历史时期涌现的英雄们致敬！

　　1948年11月2日，经过激烈的揭幕战、惨烈的外围战、酣畅的决胜战、隐蔽的秘密战、机智的攻心战、快捷的攻城战，沈阳获得解放，沈阳人民获得新生。作为东北政治、经济中心，沈阳解放对东北全境解放具有标志性意义，也使解放战争中敌我双方军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历史进程。

　　解放者们，创造了契机与奇迹，也迎来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此前，他们在腥风血雨中一次次绝境重生、砥砺前行，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百折不回的韧性和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的勇气，最终汇成横扫一切的铁流。那时，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是救亡图存的爱国者，是流亡抗战的唤醒者，是义勇救国的抵抗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他们被淬炼成复兴的火种、战斗的力量、解放的洪流。解放东北、解放沈阳，便是他们坚守信念与理想的“高光时刻”。从1945年抗战胜利开始，中共中央派遣两万干部、十万大军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包括抗战时期流亡关内的东北籍子弟们也纷纷返乡。不管在此前都曾经历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有过什么样的身份，在这个创造历史的时刻，他们都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那就是——解放者；他们释放出前所未有的伟力、放射出最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光明。

　　就是在沈阳，就是在1948年的11月2日。

　　直到今天，我们回眸历史，依然能清晰看到那标志着开启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光芒，依然能清晰听到那代表着新生与希望的心声。如期所愿，历史见证了包括沈阳人民在内的东北人民的爱国情怀，见证了解放者的无坚不摧、解放历程的势如破竹。

　　一个国家和民族新生，荣耀属于解放者们。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解放者们迅速变成建设者、创新者、改革者……特别是在国家再次面临侵略与战火的时候，他们也再次披挂上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在异国他乡英勇战斗、流血牺牲的“志愿军”。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对于这一点，饱受创伤的沈阳人民体会得最多、也体悟得最深。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沈阳人民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尝到了新社会的甜，比任何人都珍惜这朝气蓬勃的新社会、新中国。当面对新社会、新生活再遭践踏甚至失去的危局，他们毅然决然选择了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共克时艰。所以，沈阳全城请战，成为“后方的前方”；沈阳全城竞赛，在倾力保障战场供应中炼成了一座老工业基地最初的样子。

　　在特殊的历史节点，赓续流淌的抗战精神与斗志昂扬的抗美援朝精神，在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牵引下融会贯通。同时也同频，在支援全国解放时萌芽的劳模精神茁壮成长，完成了一次奠基性的塑造。在共同的历史语境下，三种英雄精神实现了“合流”，向世界共诉了一个国家新生后的坚强、坚韧和坚硬。在这样的诉说中，沈阳不可或缺。她对这三种精神进行了自己的诠释，凝聚了无数沈阳城市英雄的丰碑，浓缩了沈阳这座英雄城市的集体记忆、情感共鸣与精神支撑，为这座英雄城市注入了“英雄魂”。

　　城市精神的建构与延伸，需要这座城市所有人的自醒与自觉。

　　在漫长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特别是改革开放45年来，沈阳的管理者、改革者赓续血脉，在一个个爬坡过坎的坚实脚印中不断地诠释了什么是革故鼎新的超越精神、披荆斩棘的革命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只争朝夕的追赶精神、敢闯敢试的攻坚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直面难题的担当精神……如今，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迎来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时刻、攻坚时刻，更加需要这样的精神，更加需要这样的改革者。

　　革命者、爱国者、唤醒者、抵抗者、解放者、建设者、改革者，还有振兴者。不同的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他们代表了我们的价值共识与文化自觉。沈阳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城市，拥有着波澜壮阔的英雄历史。同样，在全面振兴的今天，沈阳也拥有无数的振兴英雄。这样的振兴英雄，就是你、就是他，还有我。唯有振兴，方能崛起；唯有振兴，方能看到这世界上最美的那个美好。期待越来越多的名字叫“振兴者”的城市英雄涌现。

　　英雄不老，城心永筑。一代又一代的城市英雄，筑成了一颗永远青春热血的城市之心。也唯有熟知和走进这样的英雄历史，才能将革命的遗产化作振兴的力量。

　　我们今天推出这期《底色——纪念沈阳解放75周年暨塑造英雄城市大型特别报道》。

　　为念、为鉴、为志。

沈阳，有多少中国抗战“第一符号”

　　历史脉络

　　中国抗战的第一行脚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从中国抗战14年角度来讲，沈阳抗战历史具有国内其他城市都没有的饱和度与完整性。

　　从1931年9月18日抗战起始到1945年9月6日沈阳光复，再到1956年审判最后一批日本战犯，沈阳抗战历史便是这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缩影版。尤其是对于中国抗战前六年，以沈阳为代表的东北抗战是中国抗战的“主单元”。无数英雄来到这里，留下浴血奋战的身影；也有无数英雄离开这里，成为影响历史的关键力量。由于中共满洲省委早期驻地是沈阳，党团方面的重要领导，核心的活动地点也在沈阳。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后来的东北抗联英烈在沈阳留下了他们在东北地区的第一行战斗的脚印。奉天第一监狱曾关押过任国桢、陈为人、吴丽石、刘少奇、孟坚、杨靖宇、赵尚志、林仲丹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

　　沈阳这个中国抗战的起点，又是由中国抗战“第一群像符号”构成的。

　　1931年9月18日夜，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在突围战中打响了军人抗战第一枪；9月19日凌晨，以黄显声为代表的沈阳爱国警察又打响中国地方治安力量抗战第一枪；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发出中国抗战的第一篇宣言；9月27日，高鹏振在沈阳新民县白旗堡沙岭岗子树立起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镇北军”（同年10月10日改名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的大旗。1932年4月，由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等9位沈阳人组成“爱国小组”（后被称为沈阳“九君子”），向国联调查团实名递交《TRUTH》（中文名《真相》）日军侵华证据汇编，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首次定性。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流亡抗战最早的行动者，东北流亡学生、流亡群体和流亡作家唱着“松花江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为中国抗战作了先锋性实践，唤醒民心、共赴国难，犹如一股铁流，在全国播撒了抗日火种，激发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热情，铸就了一座移动的“山海关”……

　　这些“第一符号”值得我们珍惜。

　　每一个“第一符号”都代表了一个沈阳抗战英雄群体，它们相融相生、相辅相成，构成了沈阳的中国抗战“第一群像符号”，也奠定了沈阳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在中国抗战前六年，以沈阳为中心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孕育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在此期间，沈阳人民充分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黄显声

　　典型故事1

　　“血肉长城第一人”

　　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变爆发。

　　面对侵华日军早有预谋的袭击和当局“不抵抗”的命令，部分爱国官兵在突围战中打死打伤日军25人。而在沈阳城内，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的爱国将领黄显声坐镇于沈阳东关（大东门外）大什字街北的公安局院内，在几个小时后，向三经路警察署、商埠三分局、南市场等处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通令就地“誓死抵抗”，打响主动抗日第一枪。

　　本应保国安民的军队撤走了，属于辽宁治安体系的警察站出来了。

　　在今天的三经街、南市场、北市场等地，我们已经找不到当年警察抗日留下的弹孔和痕迹，但历史在这里留有回声。

　　1931年9月18日下午，黄显声得知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从日本飞回沈阳，并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面。当晚，黄显声严令各警务分局和公安队整装待命。战事爆发后，黄显声率沈阳县公安局、三经路警察署、商埠公安三分局、南市场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等2000多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19日，日军占领沈阳市区商埠及大小西关。20日夜，沈阳各城门和公安总队防线被日军坦克攻开。由于装备相差悬殊，又敌众我寡，在死伤较多的情况下，黄显声被迫于9月21日夜间下令，以各个分局为独立单位，尽数携带武器弹药，有序地撤出阵地，经新民向锦州开去，准备在锦州地区重新集结部队。其部属张凤岐率200余人坚持到最后，才奉命撤出沈阳城。据《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记载：工业区六分局的30多名警察，奋力抵抗日军进攻3个多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弹药打光，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全部牺牲。30多人，3个多小时，足以让我们在今天想象那时巷战的激烈和惨烈。

　　对于日军侵略，黄显声是早有准备的。

　　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便以辽宁省警务处长名义，将存放在沈阳的20万支枪、100余万发子弹发给全省58个县公安队。正是这批枪支弹药，武装了后来迅速兴起的包括义勇军在内的民众抗日队伍。沈阳沦陷后，东北军政中枢西迁锦州。9月末，黄显声主持召开了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票、黑山、台安、盘山等县公安局长会议，抽调各县干警补充公安队伍，又重编所属部队为公安骑兵3个总队，通令全省各县与驻锦州的省政府警务处联系。10月初，日本关东军委任汉奸凌印清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盘山沙岭镇。为了粉碎凌印清和关东军的阴谋，黄显声令熊飞做工作，争取了当时任敌伪军第一师师长的项青山等人。在熊飞支持下，项青山等一举擒获了汉奸凌印清及其日本顾问。随后，黄显声以警务处名义分别委任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三路军司令，成为较早的抗日义勇军。

　　当时，锦州军政两署实际上由黄显声主持。在这期间，黄显声积极与各地爱国人士取得联络，大力发展民众武装，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一时间，各方爱国志士请缨抗敌者纷至沓来，黄显声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予以任用。仅到 1931年11月末，辽西、辽南等地由黄显声任用的义勇军就达20路之多。与此同时，黄显声还部署各地成立武装民团，又对一些绿林帮伙晓以大义，将他们编成各种形式的义勇军。

　　黄显声对在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十分支持，并出任救国会常委。救国会根据黄显声的建议，先后派大批人员到辽、吉、黑等地组织义勇军，使1931年11月以后东北各地的义勇军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东北各地义勇军后经救国会统一改编为50多路人马及若干支队。

　　当时，日伪报纸报道义勇军多提及其组织者和领导者黄显声之名，日本关东军将其视为“日军之劲敌”，爱国志士更以“血肉长城第一人”誉之。

　　1936年8月，中共北方局党组织根据黄显声多次请求，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特别党员。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积极参与营救张学良和从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工作。他会同张学思和东北籍的一些要人疏通关系，甚至向蒋介石提出愿以他和张学思两个人的自由换取张学良自由的请求。因为其言行经常与蒋介石“安内”政策相悖，国民党当局对黄显声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2月2日，正准备去延安的黄显声因特务告密，在武汉遭到秘密拘捕，在贵州息烽集中营被囚禁8年。抗战期间，党组织曾多次组织营救未果。1946年7月，黄显声被转押到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狱中，黄显声团结难友，每天教难友和“小萝卜头”文化，并巧妙与军统特务进行斗争。这一情节被写入著名长篇小说《红岩》。1949年11月 27日，国民党特务在败逃前将黄显声杀害。黄显声也被称为“红岩烈士”。

　　2020年12月，黄显声在沈阳的旧居被找到了。

　　线索是从1951年1月12日《沈阳日报》刊登的《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告（沈房产字第二○号）》中找到的。这是为政府代管房地产限期办理发还手续的公告，其中有“黄显声 南市区 芳波胡同”的字样。芳波胡同在哪？经查阅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又找到黄显声住宅建设平面图，上面标明的位置是九纬路以北、三经路（今北三经街）以西，为1920年代沈阳商埠地99号地块。经多方考证，我们在和平区八纬路连珍巷(原三经街三段6号）找到了建筑面积528平方米的黄显声旧居，一栋白色的小楼。其东侧是三经路（现北三经街），南侧为九纬路，其西侧是刘多荃住宅。刘多荃为张学良卫队长，是西安事变“捉蒋行动”的总指挥。黄显声旧居的大门冲西开，刘多荃住房大门冲东开，两家是对门。这与档案资料中的记载和建筑平面图完全相符。刘多荃，字芳波，人们便将这两家门前两丈宽的小巷称为“芳波胡同”，也就是现在的连珍巷。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北市场牌楼下的喧闹，为中共满洲省委开展工作提供了掩护。

　　典型故事2

　　福安里4号的声音

　　沈阳，皇寺路福安巷3号。

　　这里，在过去是老北市福安里4号。

　　这里，如今是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坐北朝南的一排硬山式青砖瓦房。来到这里，就会立即被红色的历史包围了，从早期沈阳党组织建立到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抗日、再到后来抗日联军……特别是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发出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一份宣言！这就是《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史称“9·19宣言”）。

　　1931年9月19日，一个刻在中国抗战历史上的日子。

　　这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上午。

　　中共满洲省委时任省委书记张应龙、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赵毅敏（当时名为刘焜）、秘书长詹大权和军委书记廖如愿，来到当时省委机关临时所在地——沈阳小西边门附近詹大权家里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赵毅敏后来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当夜，他正在沈阳南三经路81号居所，“突然听到枪声四起”，在多数沈阳人以为日本人又在搞军事演习的时候，第一时间便意识到“日本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

　　会议分析了局势，讨论研究对事变的应对措施，确定了斗争的主要任务、方针、政策。中共满洲省委责成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起草了一份宣言，经赵毅敏修改，提交常委讨论定稿，然后立即刻蜡纸、印刷。19日下午，在日本兵到处搜捕、杀害抗日人士的危险情况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们巧妙地把宣言送到商场、工厂和老百姓家的院子里，塞到学校学生的书桌里……人们争先传阅，或窃窃私语，或奔走相告。

　　那个时候，老百姓正处在不知所措的恐慌时刻，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抗日立场，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这份宣言的发表，打破了以往党的重要文件发表的程序。若按惯例，就重要事件发表宣言，一般是由中央发表在先、省委发表在后；或先给中央打报告征得同意，省委才能发表。但这样的话，宣言很可能就会错过发表的最佳时机。实际上，这份宣言的发表虽属特例但也非意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中共中央特科和满洲特科对日军调动军队、装备及由此作出日军可能实施侵略的预判，已形成报告上报中共中央。这也是中共满洲省委行动如此迅速的原因。“9·19宣言”与日本关东军“安民告示”同一天出现在街头。

　　宣言以17个口号结束。其中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游击战争！”“反对白色恐怖——屠杀、逮捕、监禁！”等。

　　很快，沈阳、抚顺、锦州、大连等各城市街头也出现了“同胞们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以罢工、罢课、罢市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及“发动游击战争”等标语和传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大国干涉，而中共满洲省委率先发声，旗帜鲜明地树起了抗日大旗。

　　“工农兵劳苦群众们！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武装占领了，这是如何惊人的事啊！”

　　“本来已经贫困不堪的工农兵劳苦群众，目前的生活更加痛苦了，失业、死亡、流离、恐慌、饥饿、贫困，已达到空前的境地！一切物品与粮价突然高涨数倍，而且仍在有加无减的继续着！”

　　“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红军两年来和帝国主义、国民党英勇战斗的光荣历史，便是万古不灭的证据。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

　　“工农兵劳苦群众们！唯一的出路久已摆在我们面前了！伟大的任务久已放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能完成它！”

　　……

　　看完宣言，我们想到了臧克家为《救亡日报》战时号外《光明》写的一首诗的名字——

　　除了抗战，一切都没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最前沿，洞若观火、早有判断，为东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自1927年10月至1936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第一个统一领导机构，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站到了抗日的最前沿，领导东北人民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

沈阳，谱写了国歌墙上最早的音符

1932年3月10日清晨，市民在小东门欢迎义勇军。

　　历史脉络

　　一个“义勇军故地”最多的城市

　　到底该如何定位沈阳义勇军与国歌的关系呢？基于多年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历史资料查阅研究，我们想到了一种说法：沈阳义勇军，谱写了国歌墙上最早的音符。

　　探索国歌精神的起源自然就离不开“义勇军”。在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这段义勇救国历史中，沈阳到底处于什么位置？这是我们要努力厘清的一个问题。以往的抗战史料多沿用历史称呼，将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分为辽西义勇军、辽东义勇军、辽南义勇军和辽北义勇军。也有五大军区的划分，辽西为第一军区，辽南为第二军区，辽东为第三军区，辽北为第四军区，辽北蒙边为第五军区。那么，沈阳呢？在抗战史学研究领域，很少出现“沈阳义勇军”这样的概念。

　　但我们在实地调查与研究探索中发现，实际上，辽宁各路义勇军的活动地域不是在沈阳地面上，就是在沈阳周边，始终都未离开沈阳这个中心点。1931年9月27日，第一支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镇北军”（后改为“东北国民救国军”），在新民县白旗堡沙岭岗子（今属新民市姚堡乡红岭村）成立，代表性人物是高鹏振、张永兴，主要活动地是新民、黑山、彰武、阜新一带；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代表性人物是耿继周、高鹏振、王润堂，主要活动地是新民及周边地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九路军，代表性人物是于德霖、张景恒、马庆福，主要活动地是沈北地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十五路军，代表性人物是刘翔阁、贾明伦，主要活动地是康法一带；辽北蒙边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区（1932年6月改称第五军团），代表性人物是高荫周、魏国昌，主要活动地是以康平为中心的辽北蒙边地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代表性人物是赵殿良、白广恩，主要活动地是苏家屯、浑南等地；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代表性人物是李兆麟，主要活动地是以苏家屯大洼村、小堡村等地为中心的沈南及周边地区……各路义勇军大多跟沈阳有着千丝万缕的根系关系，但遗憾的是，沈阳虽然“无处不在”，却深“藏”其中，碎片化存在。

　　沈阳的义勇军从1931年9月下旬诞生起，很快便风起云涌，迅速遍及郊区和各县。义勇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既有原东北军的中下层军官或者警官，又有原绿林武装的首领，也有知识分子，还有中国共产党派去的党团员。义勇军的成分几乎包罗当时社会各阶层：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乡绅、地主和民团武装，原东北军及公安警察队伍的成员、绿林武装、知识分子等。在当时中共满洲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李兆麟、宋黎、赵一曼、刘澜波等都在沈阳留下了抗战的身影，也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武装斗争打下坚实基础。他们，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同仇敌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他们，都是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影响下的东北人民抗日革命武装的“火种”。

　　“海可枯，石可烂，我们不能忘记东北义勇军。”周恩来总理说。

　　在沈阳，拥有东北最早的、最多的义勇军，战斗过的旧址星罗棋布。

　　对抗战十四年来说，沈阳占据重要的地位。

　　作为战争的肇始之地，沈阳始终是东北地区义勇救国这场抵抗风暴的中心城市，因为即便是有长春这个名义上的伪都，也掩不住沈阳作为日伪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事实。自然，它也是辽宁各路义勇军的“众矢之的”。抗战时期，各路义勇军武装攻击沈阳城达17次之多，相比于东北地区其他大小城市，次数是最多的。梳理散落的史料，我们发现，这座城市在1931年至1945年这十四年的时间里，义勇军的脚印遍布全城，尤其是那些带着古气的城门，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必战之地。

　　大南门，小北门，大北门，小东门，大东门……

　　这些都是载入义勇军围攻沈阳城史册的地名。有一张在抗战历史研究领域被广泛使用的“欢迎救国义勇军”照片，拍摄地点便是沈阳市沈河区的小东门。这是1932年3月，各路义勇军围攻沈阳的一个场景。义勇军赵亚洲率队由小东门入城时，群众夹道欢迎，还在城门前拉起“欢迎救国义勇军”的横幅标语，又是喊口号又是鼓掌，气氛热烈。有些驻守的警队官兵看到热情高涨的民众和士气大振的义勇军，颇受影响，当即宣布投诚，加入了义勇军攻城战。沈阳，不仅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还是义勇军的诞生地。

　　典型故事

　　第一支义勇军：“血战归来”

　　一部在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杂志上连续三期刊载的长篇纪实通讯《血战归来——关东义勇军抗日纪实》（简称《血战归来》），近些年颇受辽沈史学界研究者关注，被视为“研究义勇军初期抗日的重要文献”。

　　文章的作者叫王立川。在新民，一些抗日义勇军故人都叫他“王军师”。因为他是东北第一支抗日义勇军的“军师”，他写的也是这支队伍的抗日事迹和首举义旗的“老梯子”高鹏振。王立川是他的化名，其本名是张永兴。由于革命工作，他还有张新生、张惠民、张裕国等名字，每一个名字都很容易让人想到“家国”。

　　遥想前尘，往事渐渐“鲜活”起来。

　　我们先写张永兴，既有他本身经历的缘故，也因他本身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和“最鲜活”的记录者——他描述的义勇军和“老梯子”是“最鲜活”的，一篇《血战归来》也成为田汉所接触的众多创作素材中最激情的一笔。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永兴正在沈阳大西关一朋友家。两天后，他与朋友化装成难民入关，来到北平。9月27日，他参加了由东北籍爱国志士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也成为救国会第一个派出关外组建义勇军的人。他于9月底潜回沈阳，投奔一个姓金的朋友，托他介绍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张永兴对金姓朋友说：“观察目前的情形，日本对于东北已具长期占领的决心。政府方面既无收复东北的准备，人民方面再不誓死抵抗，则东北将永远亡于日本。际此时机，除组织民众，武装抵抗，实别无活路。”金姓朋友感其所言，说：“我给你介绍的这个人，名字叫高鹏振……他在群匪中，常为他们做排难解纷的领袖。他又能善体民意，对于地方的居民概不扰害。地方的人民都爱护他。官兵一来，百姓都争着给他去送信息。所以官兵没有法子缉捕他。日久天长，官兵也被软化了，都愿和他做朋友。他基本人数并不很多，至多不过五六十人。可是有事时，他可以号召起三千五千是很容易的。他的朋友很多，就是他一个人可以在辽西十几县通行无阻，因为他到处都有朋友。做土匪已成了他的专门职业。但他为匪十余年，不曾杀过一个人，放过一次火，和奸污过谁家的妇女……”张永兴说：“如此，这人也不能算为土匪，这简直是一个民间的英雄……”

　　张永兴认为，这支抗日武装队伍便是他要在劳苦的群众中建立的“理想的民族势力”。

　　其实，“九一八”之夜，绿林报号“老梯子”的高鹏振也在沈阳，正在小河沿盛京施医院养伤。他目睹东北军的“不抵抗”，在日军占领沈阳后回到辽西。1931年9月27日，也就是张永兴在北平参加救国会成立大会的那一天，高鹏振邀集各路绿林首领，在新民县白旗堡沙岭岗子成立“镇北军”，举旗抗日。10月2日早8点，张永兴从皇姑屯上火车，在新民境内白旗堡车站下车，于次日在姚家窝堡见到“老梯子”高鹏振。寒暄过后，他们才发现早前在沈阳见过了，不过，当时不知彼此是谁。

　　张永兴给“镇北军”带来了新的变化。

　　在张永兴建议下，高鹏振取消“绺子”“蓝把”名号，定军头为“东北国民救国军” （简称“救国军”）。10月10日，高鹏振在沙岭岗子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宣誓就任救国军总司令。张永兴以《满江红》曲调，将高鹏振写的誓词改成军歌。后来据当年参加救国军的义勇军幸存者回忆，歌词大意是：“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关于歌词还有其他的流传版本，包括在沈阳开客栈的孙铭武，九一八事变后回到老家抚顺清原组建了“辽东血盟抗日救国军”，也有自己的军歌。这些歌词，都是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奋起抗战。但记者最喜欢的还是第一个版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面对如此的绝境，除了抵抗还能做什么？！

　　这样决绝的抵抗，毫无退路，也不留退路。

　　由于救国军成员绝大多数是农民，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出现过因误会被友军袭击的情况，不战而逃者也大有人在。为此，张永兴向高鹏振建议到锦州政府“要求其通令所属辽西各机关相机援助合作，勿加摧残”，他自己也回沈阳，找到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毕业生莫子超，由他请来20多位军事人才，到军中传授军事知识，对队伍进行整训。这些措施，使救国军的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为之强化。张永兴也被视为救国军的“王军师”。

　　为什么初来乍到的张永兴受到高鹏振重用、信任？

　　这与高鹏振的人生阅历与爱国志向密不可分。高鹏振1897年在辽宁省黑山县英城子乡朝北营子出生。其父高品仲当过庄头，有良田三四百亩、房屋30余间和商号两处。他还有一兄一弟，兄高鹏举，其子高永昌任高鹏振所部义勇军团长，被日军杀害；弟高鹏起，曾任彰武铁路警察，也被日军杀害。高鹏振本人少年习武，在新民文会中学（现为新民高中）毕业，后考入奉天文会书院（现沈阳还有一段路叫文会街，便是因书院得名）。在文会书院读至二年级，他被父亲多次写信催回家中守业。辍学后，能文善武的高鹏振很快被乡民推选为首领，拥有百余人，护一方安宁。他兼做保镖，往来于奉天、热河、开鲁、通辽、郑家屯、四平等地。后来官逼民反，他才走上绿林。其绿林报号“老梯子”，广结豪杰，待人宽厚，深得人心，被辽西、热河一带“绺子”（土匪）推任总瓢把子（总头领）。

　　富家子弟，学生，基督教徒，镖师，义勇军首领，心许家国、矢志抗日，高鹏振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的高鹏振，自然欣赏跟他有着经历共鸣的搭档、军师张永兴。九一八事变前，张永兴是爱国学生、基督教徒、反帝组织者、国民党党员。九一八事变时，他在家乡安东（今丹东）因反帝爱国而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被通缉，幸在沈阳而躲过抓捕。于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义勇救国的起点“会师”了。

　　2017年8月，记者三赴新民深挖高鹏振的“义勇往事”。

　　记者在红岭找到了高鹏振举旗之地：老房已没有了，由村民在旧址建了新房，院子里还养着几头牛。红岭村村民唐恩乙老人说，他的爷爷唐百年当时是财主，很有威望，人称“唐爷”。他指着那处院落说：“我家原来就在这儿，‘老梯子’就是在唐家大院举旗的。”记者在新民调查时，无论走到哪里，当地人总能说上几句“老梯子”的故事。甚至，新民本地一些文化学者、作家以“老梯抗日”为创作源泉写了一些小说，如李连俊的《悍匪》、祝爱光的《潢南旧事》、刘铁忠的《虎头子》。

　　在许多新民人心里，无论过去多少年，“老梯子”都是一个很真实的存在与荣耀。老百姓能记住他、代代讲他的故事，关键还是他做了什么、带来了什么。《悍匪》的作者、新民市文化馆老馆长李连俊曾访问过高鹏振后人、义勇军故人和健在的知情者。他告诉记者：“那时候，老百姓还管老梯子叫‘瘸老梯’。‘老梯子’的屁股让日本人炮弹皮给崩了。‘老梯子’举的义旗是三角旗，是那种火焰红的。那时候，中国的农民比较软弱，干什么都要有领头的。像‘老梯子’这样的绿林英雄有这样的勇气、也有本事和日本人比划，所以他一带头，就有农民纷纷响应。所以一提‘老梯抗日’，当地老百姓都知道，还津津乐道。”

　　新民人记住“老梯子”，因为他抗日了。完成队伍整训后，高鹏振、张永兴带领救国军打了几场胜仗，其中以五台子大捷和梁山烧锅巷战最有代表性。1932年1月的五台子大捷，高鹏振、张永兴率部仅用两个小时就歼敌73人，缴获机关枪4挺、迫击炮两门、大小枪76支、子弹两车、洋马64匹（其中31匹已死）、钢盔76个等战利品。救国军营长刘大用牺牲，是高鹏振外甥；连长张大海受伤。经此役，日军将新立屯、彰武县一带与救国军易发生冲突的军队撤走。五台子大捷，使高鹏振和张永兴领导的救国军成为日军的眼中钉。日军欲寻隙复仇却又不敢轻举妄动。张永兴这样描述日军面对救国军时的尴尬处境：“虽奉令尾追，每于距我军二三十里外，即以重炮示威，期吓走而已。如我军不走，彼也不进，复以飞机投弹，以之扰乱……在相持之一月期间，不可避免之冲突，亦不下十余次，其结果，日方之损失，均较我方为甚。”在日军“尾追”下，救国军移防梁山烧锅村。1932年2月初，救国军又打响梁山烧锅巷战，致敌死伤26人。

　　两场仗过后，张永兴受救国会调派回到北平，并于当年撰写《血战归来》。同年1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隶属河北省委），并恢复张永兴的名字。1934年4月，他受由左尔格（有“二战谍王”之称）组建的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站派遣，潜伏齐齐哈尔，组建地下军事情报站，成为直插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1937年1月5日被日寇杀害。那时，他用的名字是张惠民。

　　高鹏振，至死未离开他们的家乡——新民、黑山、彰武、阜新一带。

　　在日军倾力围剿下，很多义勇军队伍被迫解散，但他在更为复杂、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抗战。1937年5月3日，高鹏振率部下10余人到黑山、彰武、阜新联络抗日。行至彰武、阜新交界处，被日伪讨伐队包围，高鹏振右臂负伤。突围后，他来到彰武县太平山村（今属辽宁省彰武县平安乡）好友刘永安家，相随的有拜把子兄弟双胜。对于高鹏振来说，双胜是可信任之人。举旗时，双胜便是自己的左膀右臂，随他出生入死。然而，在一个叫十里堡的地方，双胜背后开枪，击中了高鹏振的后心。他已经被日伪收买，叛变了。

　　“老梯子”高鹏振遇害的时间是1937年6月27日。

　　在六年内，他与日伪作战百余次，威震敌胆，是日伪军挥之不去的“恐惧”。查阅伪《满洲国警察史》会发现：日伪当局将“老梯子”高鹏振同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赵尚志相提并论，同列为重点“肃整”消灭对象。这六年，从九一八事变到国共再次合作、全面抗战开始，是东北地区局部抗日的一个缩影。2015年8月24日，高鹏振被列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标记为“高鹏振（1897-1937），东北国民救国军司令”。

　　鲁迅先生1934年9月24日发表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他不吝笔墨，大力颂扬了以高鹏振、张永兴为代表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如今，在红岭村高鹏振首举义旗的旧址，已经建立一座小型纪念馆。

这是抗日战争以前的沈阳老城门照片。战争期间，它便成了“必攻之地”。

从沈阳开始的历史转折

　　11月2日，是沈阳解放的纪念日。它是沈阳人民永远忘不了的日子，也是全东北、全中国人民纪念的日子。

　　历史脉络

　　在沈阳纪念东北解放

　　在沈阳和平广场，耸立着一处标志性建筑——东北解放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揭幕的时间是1988年11月2日，也就是纪念东北解放40周年的时刻。纪念碑威严矗立在广场的正中央，北侧的汉白玉石碑上刻有纪念碑文，记录了我党我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解放东北全境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及历史功勋。碑体呈炮弹形状，寓意着战争已成为历史，纪念东北解放是为了维护永久的和平。1945年9月14日任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任书记的彭真题写了碑名，“东北解放纪念碑”几个金色大字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下面刻着和平鸽，表达了人们热爱和平的心情。碑座上建有三根拱状带子，高36.56米，宛如三条挥动的彩绸，自上而下围绕碑体，象征着东北三省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解放的情景……

　　东北解放纪念碑，是由沈阳军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政府和沈阳市政府共同建立的。时任中顾委常委伍修权、程子华，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黑龙江省省长侯捷、吉林省副省长高文、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全树仁及沈阳市市长武迪生一同为纪念碑揭幕。时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李泽民主持揭幕仪式。参加揭幕仪式的，有当年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的老英雄、老战士代表和人民解放军驻沈部队及各界代表共500多人。辽、吉、黑和沈阳，三省一市与沈阳军区共同为东北解放树碑，旨在铭刻英烈的丰功伟绩和光荣历史，昭示着美好的未来。

　　揭幕那一天，现场全体参加人员向为东北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站在碑前的每一个人，都在回忆，在怀念，向烈士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同日，沈阳军区和东北三省的领导以及辽宁省暨沈阳市各条战线、各界群众代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省、市机关干部共2000人，在辽宁人民剧场隆重举行东北解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东北全境解放，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1948年11月2日接管沈阳的伍修权在大会上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远见卓识，决定派出以彭真、陈云等同志为首的精干领导班子，指挥十万大军、两万干部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这样，根据地的经济实力将会大为改观：由原来的手工业变成了大工业，变成了重工业，也就为夺取全国解放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在那种艰苦岁月中形成的亲如鱼水般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是永远令人难忘的。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统帅的人民军队油生敬意，对成千上万英勇献身的烈士深切怀念，特别是对作出历史性奉献的东北人民，我们及后人将永世传颂不已。”伍修权这段话，让人思绪万千。

　　11月2日，是沈阳解放的纪念日。它是沈阳人民永远忘不了的日子，也是全东北、全中国人民纪念的日子。应该说，纪念东北解放，沈阳是最有资格的。在目前东北地区几个大城市，像长春、哈尔滨都有解放纪念碑，但均是以城市命名，而沈阳没有纪念城市解放的纪念碑，有的便是和平广场中央的这座东北解放纪念碑。

　　一提东北解放，人们总把目光聚焦在锦州、四平、长春。

　　其实，在东北，没有哪一座城市能有沈阳这样完整的东北解放战争记忆体系，东北解放的揭幕战是在沈阳法库的秀水河子展开的，消灭国民党东北主力部队廖耀湘兵团的决胜战是由沈阳开始又在沈阳附近展开的，辽沈战役的收官战也在沈阳进行。1945年9月，在沈阳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是中共中央在东北设立的最高党政领导机构。东北民主联军的总部也曾设在沈阳。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全面占领沈阳后，沈阳即成为国民党在东北实行反动统治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其政治中心——东北行辕和战争机器的指挥中枢——“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一直设在沈阳……

　　更重要的是，沈阳解放是东北全境解放的标志。

　　沈阳还是中国共产党接收的第一个特大城市，城市接收经验获得当时中共中央的肯定，沈阳的接管经验也为后来接管其他大城市提供了成功借鉴。作为东北政治、经济中心沈阳的解放，对东北全境解放具有标志性意义，也使解放战争中敌我双方军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而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历史进程。

　　2023年5月，和平区对东北解放纪念碑又进行了修缮。

　　为东北解放纪念树碑，就是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解放东北而长眠于九泉的英烈。对于生者，就是永志不忘先烈们创业之维艰，立志于今日之四化宏图伟业；从先烈身上汲取永不枯竭的力量，为中华之振翅高翔而奋进。

1949年沈阳第一机器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前身）正门外景。

1948年11月沈阳庆祝解放游行场面。

　　典型故事1

　　11月2日那天

　　11月2日，是每一个沈阳人珍藏心底的日子。

　　在75年前的这一天，沈阳解放，结束了被敌伪统治达17年之久的屈辱历史，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从此展开了新的篇章。

　　沈阳解放时，韩明顺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作战处当缮写员。1948年11月2日早上，沈阳市内战斗仍在进行，他正在跟随陈云、伍修权等首长去往接收沈阳的路上。午后3点，他们乘车进城。这时，铁西仍响着枪声。“我们的汽车经由二台子、大北关，很快进入市区。路上见我军战士押着一批批蒋军俘虏，向城外走，街道两旁聚集着不少含笑向我们致意的群众。我们到达大和旅馆（今辽宁宾馆）约一刻钟后，即下午4点多钟，解放沈阳的战斗即胜利结束了。”当日，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陈云任军管会主任，伍修权、陶铸为副主任。同时，还成立了沈阳特别市卫戍司令部，司令员是伍修权，政治委员是陶铸。军管会是当时沈阳市的最高权力机关，下辖经济、财政、政务、铁道、后勤等部门。第一任沈阳特别市市长是朱其文，副市长是焦若愚。

　　沈阳解放时，刘华丰正在沈阳北陵青年中学读书。他和同学听说解放军入城，2日早饭后，便把课桌摆到了马路边，桌子上摆上了饭碗，备好了开水。他们沿着马路边排好队，做好了慰问解放军的准备。据刘华丰回忆：“大约上午9点左右，就见远处的北陵方向人群蠕动，隐约看见路中央人头闪动，渐渐显现出身着黄军装、步伐整齐的队伍由远而近，看清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姿势。他们就是驰骋在东北解放战场上的劲旅——李红光的先头部队。欢迎人群立时热烈鼓掌，口号声此起彼伏。随着解放军的前进步伐，一个上午就解放了沈阳。曾逞凶一时的国民党军投降部队，像绵羊似的，一群群聚集在市区马路上。解放军入城后，由于纪律严明，不扰民不害民，赢得了沈阳人民的拥护，全市秩序井然。”

　　两位著名的作家见证了沈阳的解放，在后来都写了文章。

　　一位后来“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当时在沈阳。柏杨原名郭衣洞，曾在东北大学读书，当时他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大东日报》，同时在北大营第3军官训练班受训。

　　柏杨回忆：

　　“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而我今年已二十八岁了，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第二天上午，解放军大批进城，车队也鱼贯而入，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我们准备离开沈阳，走到沈阳车站后，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一个古老的废墟。其实，并不是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抗战末期，政治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军风军纪也完全荡然，国民党军和土匪海盗，没有分别，不要说从来不排队，甚至从来不买票。一旦巢穴倾覆，只好排队买票，而且还排得这么规矩，只不过失去了靠山。”

　　另一位作家是大家都熟知的刘白羽。

　　从解放战争一开始便随军的他，参加了解放沈阳的战斗，亲身感受了人民群众欢庆解放的狂喜之情。刘白羽每天到街上去采访，观察社会，了解民心，写出了通讯《光明照耀着沈阳》，发表在1949年1月17日《天津日报》上。

　　本文摘录如下：

　　“在沈阳解放后的十天内，市民有三大高兴的事：第一是解放军纪律好，第二是水电交通恢复快，第三是粮食价格低落。这几天，街上不断走过游行的行列，带着愉快的欢笑，鲜艳的各色标语贴满街头。据我所知，一个从前把自己作品糊窗御寒的画家，现在已开始为自己的理想而工作了。一个教员从监狱回到学校。人们不但得到了工作的自由，同时也解除了生活的贫困，铁西区的妇女们买了六斤多苞米面回来，快乐得拍着手向邻居们喊道：‘你们快来看呀！从前卖两件衣服也买不到一斤呀！’笑声立刻荡漾在从前曾失去欢乐的地方，这一切都是解放后的新光景，像红日曈曈而上，沈阳千万人民在这样光照里喊出同样的一句话：光明的日子开始了！这是真实的话，这一个远从一千二百余年前的渤海国时即已创始而又经过多少历史沧桑的沈阳，现已从从未有过的兴奋与快乐中，开始了这光荣的日月。”

　　很明显，柏杨、刘白羽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心情是何等的不同。

　　当时在国民党阵营中的柏杨，应该是一种悲凉而绝望的心情，见惯了国民党的腐败、无力、溃败，再与纪律严明、接管有序的共产党部队和震天的欢呼、发自内心的快乐相比较，他的心情很复杂，又只能怀着无比灰暗的心情逃离这座初现光明的城市。而刘白羽，同样有着今昔的对比，心情却无比的轻快，眼睛里几乎装满了笑声荡漾、光明照耀的新光景，从而导致一篇见证“光明照耀着沈阳”的名篇诞生了。

位于沈阳站前的马路湾书店回到人民手中。图为群众正在购买读物。

　　典型故事2

　　“沈阳经验”

　　1948年冬天的中国北方，战争传奇不断上演，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此时的东北，已经成为解放战争的纵深后方，东北各地正在抓生产，搞建设，发展经济，支援前线。新的政权逐步完善与巩固，工矿企业正在恢复生产，市场开始繁荣，物价趋于稳定，职工上班，学生上学，市民安居乐业，为建设一个新沈阳而努力。

　　1948年11月28日，陈云给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写下了一份重要报告，这份报告就是《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以下简称“沈阳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功接管大工业城市的经验总结，他以电报的方式发给东北局并转报中央。

　　“沈阳经验”全文3000余字，共分七个部分：一、怎样才能接收得快而完整；二、怎样才能迅速恢复秩序；三、迅速处理俘虏和疏散弹药；四、军管会内部做到减少扯后腿、抵销精力之事；五、关于重大事件、容易出乱子的问题，必须预先有充分精神准备；六、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七、此次接收沈阳，使我们有一感触，即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

　　“沈阳经验”最核心的是十六字方针：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

　　陈云在第一部分着重阐述了这个接管城市的方针。他强调：“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既能防止乱，又能保证快（两天都接上了头）。如果不按系统，不分上下，乱接一通，必然损失很大，影响很坏。”

　　在第二部分，针对如何迅速恢复秩序，陈云指出恢复电力供应、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敌警察必须收缴枪支、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主要靠报纸、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等五个关键问题要解决。他说：“首先要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电灯不亮，电话不通，自来水没有，电车和火车也无法开动，变成一座死城，秩序就无法控制。沈阳靠外面送电，抚顺解放后即送电来，群众称道。但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有一先决条件，即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技工。”

　　然后，是稳定物价：“为避免外地商人来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现象，先介绍了解放区近来各地的物价表，使商人有底，敢于开市……沈阳解放一个星期，凡能开市的买卖，大体已开市，市面很稳定。”值得一说的是，当时报纸每期都公布物价表。我们在今天似乎都可遥见市民们拿着报纸买粮买菜的场景，那是何等从容的底气与自信啊！作为《沈阳日报》的前身《工人报》便担起了这样的功能，想想，那也是很荣耀的一件事。

　　其他几个部分，陈云均有很具体的陈述与分析，条条有的放矢。比如：“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这个建议对后来接收北平、天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辽沈决战的背景下，沈阳的解放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国共两派军事及战略资源的对峙状态被打破，战争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在陈云写出“沈阳经验”的时候，东北野战军已经开始入关。国共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一方面有大量新解放的城市需要迅速接管，另一方面新接管的城市又要发挥支援前线、巩固新解放区政权的作用。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陈云对于军管会接管沈阳的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

　　建立城市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由来已久的理想。1948年，毛泽东已随党中央从延安迁到了华北解放区的西柏坡。在这里，他发表了一篇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从1948年11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个预见。就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发表不久，毛泽东在西柏坡接到了陈云从沈阳发来的《关于接收沈阳的经验简报》。

　　显然，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关头。

　　这份有关沈阳的“经验简报”来得正是时候。仅仅两周后的12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份“经验简报”，并发给各中央局和野战军、兵团，成为解放军接管刚刚夺取的城市的工作“蓝本”。毛泽东在批转的电文旁批示“甚好”“甚慰”，充分肯定了“沈阳经验”。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战略的指导思想上已经发生转变，那就是转变过去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变成以城市工作为重点、通过城市来辐射和拓展乡村的道路。而“沈阳经验”的核心思想，就是执政观念的转变。

　　随着解放大军南下，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重庆、兰州等100余座大中城市和1000余座县城相继回到人民手中。一支名为“东北干部大队”的队伍坐火车从沈阳南下，过北平、到南京，又坐轮船，一直向南走。前边部队每天都在解放城市，当时南方最缺的就是接管干部，军管会里可谓南腔北调。东北解放得早，城市多，工厂多，干部有接收经验，很受欢迎，大多都成为骨干。

工厂集中、烟囱林立的铁西区老照片。

中共中央庆祝沈阳及东北解放的贺电。

　　典型故事3

　　“八大厂”

　　1948年冬天的沈阳，刚刚接管这座城市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忙碌。

　　在今天，烟囱冒烟，意味着污染。然而，在那个年代，冒烟的烟囱才是希望、活力和生产力。当时沈阳城里工厂林林总总，却是一派凋敝景象，百废待兴，没有冒烟的烟囱，一些厂区杂草丛生。恢复生产，让烟囱冒烟，那是当时他们唯此为大的事情。

　　有两份文件很能说明“烟囱冒烟”到底有多重要。

　　一份是东北野战军最高指挥部在11月1日沈阳解放的前一天发出的命令，内容是：“沈阳为我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我们占领后即可完全巩固，对整个人民战争将有极大贡献。故各部必须力加保护，且该市外侨甚多，我军之一切行动极易引起国际注目，各部均需严格遵守我党政策，切实维护纪律。”

　　另一份是1948年11月3日沈阳解放的第二天，来自西柏坡中共中央的贺电:“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积极援助下，从1945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110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3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100万余，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3700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人民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沈阳何其重要，恢复生产何其重要，两份文件说得够明确了。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解放，但关内国共双方的决战才刚刚拉开帷幕，沈阳及东北随即成为全国战场的战略大后方，关系着全国解放的大局。如何让这座城市重获生机，对于还没有管理沈阳这种量级大城市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而在此前，他们已经做得够好了，尤其是面对国民党军最后的“毁城计划”，他们未雨绸缪，从解放前夕到解放初期，以各种形式的“潜伏行动”和“护厂运动”保护这座城市，已经竭尽所能，付出了巨大的心智、努力和牺牲。军管会分类有序地接收了原来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所有的矿山、铁路、邮政、银行、商店和其他企业。据后来的统计，军管会共接收了四大系统35个单位、406家厂矿及3所学校，计有各种机器设备12516台、动力设备1728台、运输设备229台。

　　以陈云为首的军管会最终确定沈阳兵工厂、有色金属冶炼厂、重型机器厂、铁路机车厂、铁路车辆厂、沈阳化工厂、橡胶厂、造纸厂为八大战略性工厂。这也是新中国“八大厂”的最早出处，后来在全国各地开始流行“八大厂”的说法。这些工厂能够生产各种枪炮弹药、铁路机车、车辆、铜铝铅锌以及烧碱、硫酸等化工原料，还有轮胎、纸张等等。这些产品不仅东北需要，关内各解放区更为急需。

　　有了自己的大工业，如何把它办好？工人职员尚处于艰苦的条件下，如何使他们尽职尽力做好工作？这又是城市的管理者面临的现实问题。陈云说:“工厂里有机器设备、原料和人，这三者中人是决定因素，因此要关心群众生活，只有解决好职工的生活困难，才能安定人心。”兵工和军需工业，因为急需生产，以支援关内解放军作战，是新政府抓的第一批企业。这些企业的工人待遇也成为最先要解决的问题。

　　1923年出生的兵工厂老工人王祖业回忆说：“没过几天，就有军代表来接收我们的工厂啦！他们先把粮食送到厂里，苞米面、高粱米、大白菜……你可要知道啊，在解放前，我们可是啥也吃不上呀，一个月工资就够买两袋苞米面，吃饱饭根本就不敢想。这下可好了，不愁饿肚子了，工人们都很高兴！军代表在工厂的大剧院里给我们开大会，告诉我们沈阳解放了，从此以后大家再也不用为饿肚子发愁了！只要我们好好工作，生活会越来越好！军代表还给我们每人开了半个月的工资，这一下子我们更高兴了，大家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一个个摩拳擦掌，为恢复生产做准备。”

　　1922年出生的宋殿武说：“接管之后，工人们干劲都很足。我们听说前线的战斗还没结束，需要很多枪炮子弹，我们就开始动脑筋想招儿，快点生产出更多的子弹。我所在的10车间，恢复生产的时候有100多工人，在厂里是最大的车间。那时候也没人要求加班费啊、补助啊，我们都是自觉自愿地完成生产任务，啥时候任务完成了，啥时候我们才下班，我们的任务就是完成从前线发回来的需要单。我们还每天都在搞竞赛、搞比武。我是厂里的第一批8级工，这是工人里边最高级别了，我很振奋！”

　　军管会接管工厂后，同工厂工薪制度改革同步推进的还有阶级启蒙教育。新政府针对当时职工思想较为混乱，相当一部分人对形势和党的政策认识不清的状况，为唤起工人觉悟，使他们分清敌我、站稳阶级立场，在工厂掀起了民主改革运动。

　　1949年新年来临，东北局工业部工薪审核委员会统一公布了公营企业职工工薪等级及执行办法，工厂按各工种的难易进行工资调整，并纠正了过去工资结构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这些工作，保证了职工基本生活，使人心趋于稳定，各类人员95%以上到厂复工。在工厂复工的同时，军管会还组织职工进行学习和培训。后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沈阳全市工人参加上课者达5万人，工人短期训练班达4000人。此外，军管会还想办法“招贤纳士”，吸收知识分子进工厂。1949年初，平津解放后，沈阳化工厂就立即派人到北京、天津等高校云集、人才荟萃之地，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招聘刚毕业的大学生。

　　军管会选定的八大战略性工厂，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复工生产，为支援前线、发展东北和沈阳的社会经济发挥了历史性作用。除了“八大厂”之外，沈阳将接收和没收的164个企业，改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这些企业经过改建、扩建，历经岁月磨砺，后来都成为现代化的大型骨干企业。

　　在那个红旗漫卷的解放岁月里，“八大厂”走过它的沧桑与曲折，为新中国的诞生展现着自己的活力与生机。以沈阳的“八大厂”为代表的东北工业企业，对1949年关内进行的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进行了有力的支持。这一年东北支援上缴中央的物资中，仅钢铁就有20万吨。

　　1950年9月4日，沈阳市首届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召开，共选出45名劳动模范。

　　时任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朱其文在会议上致开幕词，他说：“在沈阳解放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沈阳的主要国营工厂全部复工，职工人数由4600人增加到13.2万人；私营工商业由17580户增加到29416户，职工人数由26000人增加到56500人。这是工人阶级的胜利，是劳动模范团结广大职工在恢复与重建沈阳经济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抗美援朝，一座城市的“请战书”

工厂里忙碌的工人。

　　历史脉络

　　独一无二的“沈阳1950-1953”

　　走进沈阳的1950-1953，情感总是那么饱满，话题总是说不尽。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记者总在自问：在沈阳，到底有没有一个家庭，跟抗美援朝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无论是在哪种语境下、哪类人群中，我们只要说起抗美援朝，旁边就会有人接话，说自家哪位家人或者亲友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我们错综复杂的亲友关系表述中，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叔叔大爷，七大姑八大姨，大舅二舅，哥哥姐姐，同事同学……好像总有一种关系是属于抗美援朝的。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像沈阳这样的抗美援朝的表达与表情，应该是独一份的。

　　从1950年开始，沈阳便被打上了“抗美援朝”烙印，且越来越深。

　　作为抗美援朝出征地，辽宁地区共计战勤动员2462297人（次），占当时辽宁地区总人口的11.7%，占当时辽宁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52.9%。其中，作为抗美援朝出征地的重要承载地，沈阳是“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是后勤保障的综合枢纽。广大的铁路职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和大批农民组成运输队、医疗队、担架队，担任各种战勤工作。据统计，有近4万满载人员、物资的车皮在沈阳编组、中转开赴朝鲜；7400多名热血青年参军，3000多名技术人员顶着敌机狂轰滥炸修复桥梁、运送物资；全市有数万人参加输血队；全市人民捐献飞机大炮的价款能购买58架战斗机……数字的背后，是全城总动员、行业总动员、家庭总动员，是一座城市参军参战的热潮。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

　　对于这一点，饱受创伤的沈阳人民体悟得最多、最深。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无论是已变成解放者的抵抗者还是已变成国家主人的受奴役者，实际上参与的主体基本是一代人，他们都吃尽旧社会的苦、尝到新社会的甜。抗美援朝期间，他们已经是沈阳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是城市的领导者、管理者，厂矿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医生、教育工作者，等等。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尤其是工人阶级，无比珍惜这朝气蓬勃的新社会、新中国。而面对新社会、新生活再遭践踏甚至失去的危局，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共克时艰，把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放在最核心的位置上。

　　爱国、奉献、担当、拼搏、创新……

　　对于沈阳而言，这些词语，每一个都不简单，掰开了都是一座工业城市厚重而深远的历史和无数沈阳人奋斗前行的故事。今天回过头看在这段战火中具有奠基意义的工业建设历程，无论是关于这场战争还是经济发展，我们都看到了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看到了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看到了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看到了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尤其是看到了这段历史赋予沈阳这座城市的血性，那是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的韧劲，是迎难而上、勇立潮头的源头。

　　典型故事1

　　最响亮的声音： “拿起武器”“上前线去”

　　“拿起武器”“上前线去”。

　　这句话是一座城市强烈的爱国表达与行动共识，是一座城市沉甸甸的“请战书”。

　　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不容侵犯，刚刚过上的美好生活不容破坏。沈阳人民深切地懂得“有国才有家”的道理。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纷纷向各级政府、党组织递交决心书、请战书，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截至1950年11月4日，东北机械工业管理局汽车总厂500多名青年职工请战，志愿到抗美援朝最前线。截至1950年11月21日，沈阳市郊已有1500多名青年农民志愿参军。仅深井子区一天就有160人志愿参军。1950年12月、1951年6月，全国各地军校先后两次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大批招生，沈阳青年工人、青年学生积极响应，仅1951年就有3390名青年学生、工人报考军校。即将从东北实验学校（今辽宁省实验中学）毕业的郭忠保报考军校，那一年他17岁……在沈阳市档案馆保存的1950年至1953年各类政府报告、档案中，我们看到了满是“保家卫国”的各类记载，从各级政府到街道、乡村，人们心中只有一个观念：祖国的安危高于一切。

　　一时间，沈阳街头常会出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场面。“人人争当战斗英雄，个个要做支前模范”，沈阳人民展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斗争意志，演绎了一桩桩催人泪下的生动故事。

　　1950年，16岁的李爱淑在沈阳朝鲜族第一中学上学。

　　战争的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她和同学们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李爱淑被分到位于辽阳的辽东军区护士学校，进行战前救护强化培训。1950年12月初，李爱淑开赴前线，带着满腔的热情跨过了鸭绿江，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31军团战地医院工作。入朝半个月后，她对战争已经有了一些感受：“那时的朝鲜到处是废墟，很少有完好的建筑，很少有村庄没有被轰炸的，人人都做了最坏的准备。”那年12月22日下午，经过一夜夜行军，别人都在睡觉时，李爱淑走出防空洞，坐在一个山坡上，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我决心为自由、和平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李爱淑说：“当时确实有一种青春激情，战斗到底的信念，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李爱淑经历了五次战役的全部过程。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每天都有战士被送到战地医院救治。她曾经一天看到24名战士牺牲在眼前。于是，李爱淑便给伤病员唱歌，以缓解他们的伤痛。她能歌善舞的特长被部队首长发现，1952年初，李爱淑被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4军192师文工团，成为一名独唱演员。舞蹈队人不够时，她还当舞蹈演员。她给战士们唱的最多的歌叫《王大妈要和平》。战士们记不住她的名字，便管18岁的她叫“王大妈”。

　　还有一个有关爱情的故事，听得人泪水涟涟。

　　关云庆于1947年参军，参加过解放锦州的战斗。沈阳解放后，他被分配到沈阳铁路局苏家屯机务段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军人出身的关云庆在机务段第一个请战。1950年11月21日，关云庆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897部队机车二大队608机车组，任火车副司机，开赴朝鲜战场。临行前，他和母亲还有妹妹，在沈阳照了一张全家福。哥哥参加志愿军，让身为共青团员的关桂兰羡慕不已。21岁的她也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关桂兰的未婚夫比她大两岁，跟她同在一个单位。两人已经订婚，正处于如胶似漆的热恋中。看着未婚妻报名参加志愿军，未婚夫放心不下，也跟着报了名。到了朝鲜战场，关桂兰当电话接线员，未婚夫是电话线维修员。敌机每天都来轰炸和扫射，电话线经常会损坏。关桂兰的未婚夫每天迎着敌机的扫射抢修线路。关桂兰的未婚夫有一次正在试着接通电话，接电话的竟然是自己的未婚妻。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一对恋人用电话线将彼此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有一天，关桂兰的未婚夫正在电线杆上抢修线路，敌机突然来了，机枪子弹无情地射在未婚夫身上。“我妹妹是最先知道‘妹夫’牺牲的人。下面的人向上级汇报时，是她接的线。她第一时间在电话里听到了自己的未婚夫牺牲的消息。妹妹还在工作岗位上，她强忍泪水继续工作，但她的心已经碎了，从此她失去了最爱的人……”关云庆说。

　　还有一些抗美援朝英雄“藏”在沈阳各大厂的厂志里。

　　据《铁道部沈阳桥梁厂志1937-1985》：抗美援朝期间，沈桥厂有荫嗣林、王寿朋等13人牺牲。以他们为代表的沈桥厂赴朝职工不怕牺牲、善打硬仗，为实现“打不跨、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畅通无阻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集体立大功一次。

　　据《东药厂志》：1951年，东药职工金润淑、兆福生、金白和赵孝勤赴朝参战。其中，金润淑荣立二等功12次、三等功3次，被授予“二级英模战士”称号，是第一个立功受奖的志愿军女战士。

　　据《沈化志1938-1988》：1950年10月，沈化党委号召有志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梁万昌、孙世昌、张作轩、邢学义应征入伍。张作轩在朝作战中光荣牺牲。

　　据《沈阳机车车辆工厂志》：1950年11月，10名职工首批奔赴朝鲜，之后又有69名职工开赴前线抢修铁路和机车车辆。年末，人事科科长崔东明在运粮途中因遭敌机轰炸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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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阅沈阳老厂的厂志，这样的英雄、烈士普遍存在。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全市各个单位、各个行业都梳理一下与抗美援朝有关的人物与事迹，这将是无比庞大的工程，也是无比珍贵的史料。在沈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单位，我们的身边，都会有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抗美援朝记忆。今天讲的“战斗英雄”，不仅仅是老兵，更包括那些“藏”在城市角落或故纸堆里的英雄们。他们并不是典型的军人，上战场前是学生、工人，是普通人。他们可能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他们，都是当年“拿起武器”“上前线去”的全城“请战”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一座城市的精神，正是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中凝聚升华。

　　典型故事2

　　最有力的行动： “爱国竞赛”从沈阳漫卷全国

　　抗美援朝期间的沈阳，是由“劳动英雄”们塑造的。

　　劳动英雄，现在很少提了。抗美援朝期间，“劳动英雄”却是一个流行词。作为一个后辈，查阅当年的报道、史料，“劳动英雄”是普遍存在的称谓，也是最准确、最精炼的一个称谓。

　　“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

　　这是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劳动口号。它是沈阳另一份城市“请战书”，也是当时全城“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行动宗旨。

　　1950年10月26日，劳动英雄、新纪录运动的创造者赵国有所在的沈阳第三机器厂第二工作部车工场，向全东北、全沈阳市各厂矿提出“友谊的生产挑战”，号召“为反对美帝侵略、展开生产竞赛，增加祖国的物质力量而共同奋斗”。东北总工会号召全市21万工人向赵国有车工部应战，全面展开爱国主义劳动竞赛。11月5日，赵国有再次发出号召：“把工厂变成我们的战场，把机器变成武器，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6日，《沈阳日报》发表社论《全面展开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斗争》，对全市全面发动、科学推进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起到指导性作用。同一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重点提到赵国有：“机器工人们，起来响应劳动模范赵国有同志的号召，展开车间竞赛运动，保证为国家生产更多更好的机器。”

　　这场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赵国有开了一个好头。而马恒昌小组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沈阳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小组”，是新中国第一个劳模班组，组长是开国劳模马恒昌。1951年1月23日，马恒昌小组挑战全国工人，中国机器工会筹委会号召全国同行业职工积极应战。同年2月11日，马恒昌在病床上撰写了给全国应战工友们的一封信：“我躺在病房里，从电匣子中听到您们热烈的应战消息。我特别高兴，我的病也觉得好了一些。你们的厂矿，有在首都的、天津的、唐山的、济南的和东北各地的，甚至还有在数千里以外的南方。不管我们相距多远，我都向您们致敬！……工友同志们！我们这次竞赛，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了。这是我们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已经搞起来了，就一定要把它搞得像个样子！”“马恒昌小组”劳动竞赛倡议，得到全国1.8万个班组、300多万名职工的积极响应，使这场竞赛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这一年，“马恒昌小组”提前两个半月完成国家任务，创造69项新纪录，产品质量合格率为99.61%。这个倡议当时被称为“马恒昌小组运动”，在国内外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在赵国有、马恒昌等劳动英雄的影响下，无论军工企业还是非军工企业，都开展起“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沈阳全市有20个产业系统、下属254个工厂企业（其中私营企业52个）完成了增产节约计划和紧急情况下的军需任务。

　　七二四厂（1949-1951年称五二工厂），先后研制生产出数十种新型武器装备。仅用半年时间研制成功90反坦克火箭筒和配用的两种火箭弹，当年就制造出火箭筒5000具、火箭弹20万发送往前线。

　　五三厂在抗美援朝期间成为唯一的“全国模范工厂”。在“多生产一粒子弹，多消灭一个敌人”口号引领下，工人迎难而上、增加班次、延长工时，使枪弹产量逐年递增。1951年比1950年增加4倍，1952年比1951年又增加1倍，年产量达到14279万发。

　　有着“歼击机摇篮”美誉的沈飞是在抗美援朝战火中诞生的，最初仅仅是飞机抢维厂。在朝鲜战场上，第一个打下美机的李汉，击落击伤9架美机的王海，都是驾驶在沈阳装配的战斗机在空中“绞杀”敌机。

　　七四〇七厂修复1000多辆载重车、牵引车和吉普车。

　　沈阳重型机器厂用19天完成10万军镐生产任务。

　　沈阳橡胶三厂仅用几个月攻克难关，完成战斗机轮胎生产任务，也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飞机轮胎的历史。

　　沈阳市机械二厂平炉丙班全体职工，推进快速炼钢法，不仅提前完成了1952年的生产任务，而且还增产1500吨钢水。

　　沈阳市组织征集缝纫机2799台，动员技工2799名以及10多万名妇女昼夜加工军用被服，先后生产加工棉衣、棉被、棉帽、袜子、手套等55万套，送往前线。

　　沈阳医疗器械厂为前线生产出100余万件手术医疗器材。

　　1950年1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专门召开“炒面煮肉会议”后，沈阳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加工炒面20万公斤，占辽宁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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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军需生产，在当时是无法用数量计算的。

　　对于沈阳，“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前线什么时候要，我们就什么时候给”，是积极主动的共识性行动。

　　抗美援朝精神与劳模精神，在抗美援朝这个语境下，二者就像两条河流实现了合流，汇成“一条大河波浪宽”。对于沈阳的工人来说，“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是他们的战斗方式。正是在这场广泛的爱国生产运动中，越来越多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涌现出来，除了赵国有、马恒昌小组，还有航空工业战线上的攻关尖兵、中国第一代反坦克火箭弹专家马德有，全国第一个模范工厂厂长高方启，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凿岩机“技术大拿”徐连贵，“全国工业生产建设一面旗帜”王凤恩，“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等全国劳动模范。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当时沈阳劳动英雄们的地位和影响——

　　1950年11月18日，新华社电稿报道了《政务院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委员名单》，除了任命朱其文为市长、焦若愚为副市长，还任命了25位委员，其中就有3位工人代表——马恒昌、赵国有和张尚举。

　　这是属于战斗英雄与劳动英雄共同创造的时代。

老工业基地的奠基

　　历史脉络

　　一座城的“黄金时代”

　　沈阳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

　　全市有20个产业系统、254个工厂企业完成了增产节约计划和紧急情况下的军需任务。“一五”期间，全市范围内建成4个完整的工业区，完成建设项目近1500项，其中重点项目50多项，形成以机床、电机电器制造工业和航空工业为核心的国家重工业基地。当时的沈阳，被苏联专家誉为“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业城市”。

　　1953年，沈阳已经解放5年，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头。

　　这一年，《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了，两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而告终。沈阳，这座工业的城市——机器制造业的中心，胜利地完成了“出机器”的任务，工厂密集的西部区也更加美丽可爱了。每到傍晚，西半天现出一片片的晚霞时，那林立的烟囱、滚滚的烟云、在柏油马路的两旁新建起的厂房和水塔都被照得通红通红的。

　　这些都悄悄诉说了一个事实：抗美援朝期间完成工业立骨铸魂的沈阳，在“一五”计划的起点便迸发出勃勃生机。

　　全市国营、地方工厂共生产了154种主要产品，无数过去不能制造的新产品，都进行了大量的生产。这些产品，有供应机械工厂的各种新式的能做机器的机床、卷扬机和钢锭；有供应各矿山、冶炼工厂的三百马力空气压缩机、苏式凿岩机和各类水泵；有供应全国各发电厂、水电站、变电所所需要的钢心铝绞线、高压开关板、大变压器；有修建大楼和场房的红砖和石棉瓦；也有将随着地质勘测队走遍祖国所有山林找寻地下宝藏的钻探机。还有，供农业生产的新式播种机、杀虫的农药，供百姓日用的鞋帽、珐琅制品、体育用具、美丽的毛线、毛料和布匹，食品中的味美的香肠、罐头、香醇的高粱酒和啤酒，医药中的葡萄糖和疟疾特效药 “白药君”等。

　　这一年，全市国营和地方国营工业不但超额地完成国家计划，还额外地完成了支援鞍钢的紧急任务。全市已推广17种苏联先进经验：高速切削法、科列索夫新车刀法、杜瓦诺夫烧窑法、科瓦列夫工作法……一年前还是变压器厂工人的王凤恩，现在已经是技术员。解放前，他只修理过20千伏安的变压器，1953年他已是制造13500千伏安的大变压器的骨干，后来他成为全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从1953年到1958年，沈阳生产一跃再跃、一变再变。

　　在人们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片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景象。在“一五”计划期间，如鱼得水的沈阳迅速发展，工业化以惊人的速度在向前飞跃。从1953年到1956年的四年中，国家花在沈阳的基本建设投资是14亿287万元，其中工业部门投资占70.1%。到1956年底，沈阳完成18项限额以上的工业基本建设工程并正式投入生产，在沈阳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机床厂、风动工具厂、电缆厂等崭新的现代化大型工厂。许许多多的原有企业经过了部分扩建和改建，使工业生产进一步合理化。企业的设备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国营工业企业发生了根本变化，面貌焕然一新。

　　那个年代，若想以数字或者普通增速来计算发展成果，似乎有点不科学，所以当时最常用的是“倍数”。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如今看来很惊人的“倍数”，才能如实地表述当时的“跃升程度”。1959年公布的全市数据是这样的：195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1949年的21倍还多，而1959年上半年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1949年全年的工业总产值的15倍。从沈阳解放到1958年这十年中，沈阳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工业生产的飞跃速度，已远远超过工业总产值的飞跃速度。动力机械是1732倍、变压器是509倍……

　　这种不是几倍、几十倍，而是几百倍、几千倍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风机、锻压设备、空气压缩机、钢材、钢、发电机、金属切削机床、针剂、味素……增加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更是举不胜举。从这里可以看出，增长速度最快的产品，在1949年的全年产量，到了1958年，可能只用几小时或几天的时间就能完成。工业飞跃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证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正确性。

　　在那个年代，提起沈阳，那是一种从心里荡漾的骄傲。

　　从遥远的天山脚下到渤海湾，从内蒙古草原直至祖国的南海边，从欧洲、亚洲到非洲，沈阳的工业产品布满各地。不光沈阳，在全国各地，当时人们起名字都喜欢带“阳”字，有的干脆就叫“沈阳”，以至于一些孩子较多的家庭，有一窝“羊”（“阳”的谐音）。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沈阳当时的影响力。

　　就当时而言，沈阳已经成为高度现代化的技术设备所武装起来的工业基地。它不仅能独立生产几万种产品，而且中国历史上从未制造过的机器和各种工业产品，都已经陆续制造出来。从1953年到1958年6月止，沈阳的工业部门共试制成功9760余种新产品，这里面很大一部分产品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仅1956年一年，沈阳市国营工厂就试制成功1600多种新产品。1958年上半年，沈阳电缆厂每6天就有一项新产品问世。有些产品出口支援了邻邦朝鲜、越南、缅甸，以至远至中东埃及等国家。在1956年中，沈阳16家机械工厂，就为越南、朝鲜、缅甸等国制作了1700多台（件）机械设备。

　　沈阳工业发展之迅速，变化之巨大，是克服万难、艰苦奋斗的结果。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职工从1950年起到1959年上半年止，共提出合理化建议1032000余件，其中实现了46万余件。这些合理化建议，对加快工业发展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沈阳钢厂职工在大、小压延机上创制了反正围盘，并创造了“自动翻料”和“双管出料”，使整道工序的生产效率提高了40%；东北机器制造厂的工人尉凤英，在技术员和老工人的帮助下把车床由单头单刀切削，改为双头双刀切削，改进了操作方法，一年任务四个月就完成了。沈阳的工人还创造了“蚂蚁啃骨头”“茶壶煮猪头”等许多对全市、全国工业生产都有着重大意义的革新。特别是1958年，沈阳生产出了大批过去所不能生产的轧钢机、发电机、汽轮机、机车、汽车、拖拉机……

　　十年巨变。沈阳建立了有独立制造能力和独立设计能力的机械工业基础，而且制造的许多机器产品已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沈阳市精密仪器厂，生产着世界稀有的电子计算机和电子显微镜。原来国民党军的马厩，变成了沈阳农具厂，还生产了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谷物联合自动收割机。第一台5吨锻锤血气方刚，第一架歼击机展翅飞翔，第一辆无轨电车闪亮登场，第一台变压器、空气压缩机、自动化电器开关、金属切削车床、大型破碎机、滑翔机、凿岩机、工业阀门、飞机轮胎……新中国工业领域数百个“第一”源源不断地在沈阳诞生，又相继建立了炼焦、煤炭、薄板、炼铁等原材料工业及拖拉机、汽车制造、三大有机合成材料、电子等新兴工业。

　　这是沈阳工业生产发展的黄金时代。青春的城市、崭新的制度，唤醒巨大的生产力、点燃了激情年代。沈阳发展成为以机电工业为主、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撑起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脊梁。

工人赶制缝纫机。

“蚂蚁啃骨头”，用小机床造出大机器。

　　典型故事

　　“蚂蚁啃骨头”

　　人们为了形容一件办不到的事，常常说：这好比是蚂蚁啃骨头。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说到“蚂蚁啃骨头”，那是指沈阳为国家机械工业贡献的“蚂蚁啃骨头”经验，是机械工人“用小机床造出大机器”的创举。

　　这一创举首先是在东北机器制造厂（现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始的。

　　1957年年底，为了支援农业发展，东北机器制造厂在无技术图纸资料、无生产实践经验、无大型制造设备、无足够资金的情况下，肩负起试制我国第一台氮氢混合气体压缩机的重任。这种设备有两个火车头那么大，全长12米，宽7.3米，重182吨。可是东北机器制造厂的重型车间，只有几十台小机床，根本就没有能加工十多吨部件的大型机床。没有大设备怎么办？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依靠国家，向国外订购一系列重型机床；另一条路是自力更生，依靠群众制造土机床来代替大机床。如果走第一条路，要多花钱，还要等待两年时间。但国家迫切需要化肥设备，不能等两年以后才动手。因此，东北机器制造厂决心走后一条路。他们自行设计，制造出7种19台专用设备。这些灵巧适用的“蚂蚁”在重型车间总装工部开始大显神通。一台叫“卫星满天飞”的“蚂蚁”，它只有二尺来高，能随机应变，到处活动，时而爬到大部件的下端，时而又蹬在大部件的脚上。它又能旋又能铣，是灵巧的万能机床。另一台叫“瓦口铣”的机床，它能卧铣，也能立铣，是多能的“蚂蚁”。

　　在“蚂蚁”加紧制造的时候，工厂就开始给它们做“骨头”。

　　怎样才能把大型压缩机的毛坯铸造出来，在当时也是道大难关。因为工厂的铸造车间很小，设备能力不大。大型压缩机是一个大部件的毛坯，重达12吨，加上沙箱，总重50多吨。工厂过去只铸过几吨重的东西。工厂问计于民，在铸造车间召开老工人座谈会。当时出现了三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工程师提出的钢圈铸造法；一个是工人郭清顺提出的半钢圈半裂皮的铸造法；一个是老工人左俊恒提出的裂皮铸造法。大家对这三个方案讨论得十分热烈，多数人认为裂皮铸造法好。一名工程师听了很惊异，说：“裂皮铸造法，欧洲没有，亚洲没有，中国没有，沈阳也没有，就是我们东北机器制造厂要创造新纪录！”厂领导支持工人采用裂皮铸造法，一方面鼓励左俊恒继续完善，一方面组织工人多次讨论集中群众智慧。就这样，完善后的裂皮铸造法诞生了。利用这种办法，很顺利地铸出了汽缸等精密的大型铸件，比钢圈铸造法快13天。苏联专家看了后说：“这是个中国工人的创举！”

　　“蚂蚁”和“骨头”都有了，开始啃。“蚂蚁”啃的第一块“骨头”，就是我国自制的第一台大型压缩机。许多厂工程师来参观时，看到几块大平台上掐着几个大汽缸，有一群小专用瓦尔夫室机床，围绕着它进行加工，很感兴趣地说：“真像蚂蚁啃骨头。”工厂利用这些“小蚂蚁”似的机器，去啃那个硬骨头般的大部件，先后加工出1067种、6067个零件，只用半年多就生产出中国第一台“红旗牌”2400马力氮氢气体压缩机，填补了中国氮肥设备生产的空白。

　　1958年8月4日，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伯渠、彭真、李先念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东北机器制造厂来京报捷的代表。他们对东北机器制造厂职工的这一创造很重视，详细地参观了用“蚂蚁啃骨头”办法加工机器的模型以及由此制造出的机器的模型。

　　“蚂蚁啃骨头”经验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机械加工技术水平迈进了新阶段，立即轰动全国。新华社撰写通讯《小蚂蚁能啃大骨头 小机床能造大机床》，向全国推介了“东北机器制造厂好经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谁说蚂蚁不能啃骨头？》，文中表示：“‘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发展下去将会对我国机械工业的生产技术发生深远的影响。机械工业方面适合我国具体条件的科学技术，将会由于群众性的这种大量创造生长起来。东北机器制造厂现在的组合机床如果扩大适用于各方面，进一步加以改进，就将成为我国组合机床独有的系列之一……如果用辩证的观点、全局观点来观察问题，那么就可以看出：‘蚂蚁啃骨头’的办法是加速发展我国机械工业的一把重要的钥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经验。一切地方都应当重视，并且注意推广这方面的经验。”

　　1958年9月18日，中共沈阳市委与辽宁省工会联合召开现场会议，交流了“蚂蚁啃骨头”经验。1958年10月20日到25日，第一机械工业部召集全国27个省市1600多名职工代表在沈阳举行现场会议，深入学习和交流“小设备干大活”的经验，并且举办“蚂蚁啃骨头”展览会。从这次现场会反映的情况来看，“蚂蚁啃骨头”经验，已经推广到全国各地，并且从根本上解决了大部件冷加工问题。不只是很多中、小型机械工厂采用这一经验，解决了小设备不能加工大部件的矛盾，就是一些拥有大型设备的重型机械工厂也采用这一经验，制造出更大更复杂的机器。

　　在继续“大跃进”的日子里，“蚂蚁啃骨头”在东北机器制造厂发展成“蚂蚁阵”。

　　厂里要制造一种汽锤臂，这臂毛坯重12吨。加工完起码得40天，却被要求必须在20天内完成。这得怎么办？老工人史国义、谷玉生、夏庆生、关云山、齐德武、刘振国6个人研究了以后，决定把能车能铣能刨能钻的各式各样“蚂蚁”，同时动起来“啃”。这种做法跳出了单一的工序，组织起多台不同种类的小机床，同时对一个大部件进行多工序加工，被职工称作“蚂蚁阵”。沈阳重型机器厂还根据“蚂蚁啃骨头”原理，创造出100多种加工设备，加工出2500吨水压机的大立柱……

　　2005年作家木青曾写过一篇题为《“蚂蚁啃骨头精神”万岁》的短文，回忆当年“蚂蚁啃骨头”经验，饱含深情地说：“在当年国家尚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的工人阶级用自己的肩头扛起重压，非但没叫一声苦，还说‘只要国家需要咱就豁上命去造……’。这种爱国情怀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吗？那时候需要，现在需要，将来永远都需要哇！”

雷锋，从沈阳走向世界

“雷锋”印迹遍布沈阳城。

　　历史脉络

　　“雷锋”成为沈阳人的“大众哲学”

　　一座城市，总是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这种魅力，除了与生俱来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更在于不断形成中的精、气、神。而沈阳因雷锋便有这样的魅力。

　　在雷锋参军后使用的第一本日记本上，扉页是一张黄继光的画像。1960年3月初，刚刚从军的雷锋随战士业余演出队来到沈阳，准备13日参加汇演。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沈阳。他第一时间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拜了安葬于此的“偶像”黄继光。对于此行的感悟，3月10日的《雷锋日记》写道：“黄继光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他这种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牺牲了自己的崇高精神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这次沈阳之行与陵园祭拜，对雷锋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祭拜偶像后，他也写下了“英雄的战士黄继光，我永远向您学习”的誓言。

　　此后两年五个多月时间里，沈阳成为雷锋活动的中心城市，他在沈阳生活、工作、出差、开会、作报告累计330多天。在他短暂的军旅生涯中，几乎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天“沈阳时间”。

　　沈阳，成为雷锋短暂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站，也是雷锋走向世界的一站。

　　沈阳是雷锋生前政治生活的中心城市，对雷锋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有着决定性意义。其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件事均发生在沈阳：决定雷锋入党的党委会在沈阳召开，入党谈话在沈阳进行；雷锋生前出席最高规格的会议是原沈阳军区首届团代会，并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地点是沈阳八一剧场；在沈阳和平广场附近，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决定树立雷锋为模范共青团员和节约标兵。沈阳是雷锋生前活动的中心城市，是当年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指挥中心和最高决策部。

　　沈阳是“雷锋标志性事件”发生地。“雷锋坐火车行千里，好事做了一箩筐”，一些家喻户晓的雷锋事迹也多数是在沈阳发生的。如：“我叫解放军”名言出在沈阳站，雷锋在火车站给丢失火车票的大嫂补票时说出这句名言。雨中送大嫂的终点是沈阳望滨乡樟子沟；被称为雷锋干娘的田大娘也是沈阳望滨乡黑林子村人。而“钉子精神”的缘起与思考，也与沈阳有关联。在原沈阳军区开会期间，在北运河河畔，雷锋与战友赵明才交流学习体会时说：“学习就是要有钉子一样的精神，只要有钉劲、钻劲，总会有收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集中展现了雷锋的积极进取精神。沈阳还有个“雷锋洞”——雷锋生前最后半年一直在此工作。沈阳国家森林公园保存着一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战备山洞，即原沈阳市战备指挥中心。据雷锋同班战友乔安山介绍，雷锋生前的最后半年时间都一直在此参与修建战备山洞，靠人工凿岩建成了这个“地下长廊”。该战备山洞分为3个洞口，其中3号洞口是雷锋活动较多的地方。雷锋牺牲后，“雷锋班”命名大会也是在沈阳举行的。

　　沈阳是雷锋生前作报告最多的城市。雷锋首次到地方作报告选择在沈阳。据统计，雷锋先后在原沈阳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区工程兵、装甲兵、炮兵，沈阳空军，军委工程兵沈阳器材基地等有关单位作过忆苦思甜、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事迹等报告。雷锋还走出部队，走进学校，先后在沈阳师范学院、辽宁省实验中学、39中学、19中学、23中学和八一小学等大中小学作报告。

　　学雷锋活动，也是最早在沈阳掀起热潮的。1960年11月23日，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作出授予雷锋“模范共青团员”称号的决定，原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发出《关于在部队中开展学雷锋、赶雷锋运动的指示》。11月26日，《前进报》发表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11月28日，《沈阳日报》转发了这篇通讯，也成为全国第一个报道雷锋的地方党报。1961年1月14日，中央军委工程兵政治部发出《关于学习雷锋同志的通报》。原沈阳军区还同时提出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口号。在雷锋牺牲之前两年，雷锋的名字就已在沈阳和辽沈大地广为传扬。

　　沈阳是留下雷锋文化资源最多的城市。对于雷锋，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可有一点几乎是共识：看到雷锋的微笑，如遇一缕阳光。雷锋在绝大多数留存照片中都是微笑的，看着那么温暖。每一个背负生活、工作压力的人，大概都会渴望拥有这样从心底流淌出的微笑。而雷锋最经典的“微笑”是在沈阳留下的。老一辈军旅摄影家，如董哲、张峻、季增、张泽西、赵志华、吴加昌……他们为雷锋拍照，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文化遗产。还有周军，他拍摄的雷锋手持钢枪的照片成为入选1998年国际权威艺术摄影组织“GAPA”评选的全球20世纪最有影响的百幅图片。当年大力宣传雷锋的人，或在沈阳工作过，或今天仍生活在沈阳。他们中有曾经培养过雷锋的老革命、与雷锋一起成长的亲密战友、雷锋的直接领导、雷锋的班长和排长、雷锋辅导过的学生、最早写雷锋的人、最早画雷锋的人、最早演雷锋的人、最早说唱雷锋的人、拍摄雷锋最多的人……他们既是雷锋事迹的见证人，又是雷锋精神的传播者。有着如此厚重的文化积累，有着学习、实践雷锋精神常态化的长期努力，我们才对弘扬雷锋精神、凝练城市精神在思想上有深刻的理解，在实践上有的放矢、深植土壤，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的思考。

　　雷锋精神在沈阳扎根发芽，成长壮大，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吸引无数青年投奔延安，10余年内出版30余版）中说：“哲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关系，始终都是很密切的。在日常生活里，随时都有哲学的踪迹出现，但因为是日常生活，我们习惯了，所以就不觉察，不反省。”艾思奇正是捕捉了这些“随时都有哲学的踪迹”，撰写了《大众哲学》，从而激发了当时青年追求理想、救国救民的热情。而在沈阳，也有这样的“大众哲学”存在，它就是雷锋的精神。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践行雷锋精神，都是沈阳人具有的社会广泛性的文化自觉行动。

　　典型故事

　　八一剧场的雷锋“生命印记”

　　如果要在沈阳选个地方建雷锋精神纪念馆的话，曾经见证雷锋欢歌笑语和至高荣誉的八一剧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说起雷锋在沈阳，有一个地方是绕不过的，它就是八一剧场。

　　在雷锋生前，他在八一剧场到达其军旅生涯的高峰。在他牺牲后，学习雷锋的最重要会议、最重要活动，在八一剧场举行。在沈阳，八一剧场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1960年11月，沈阳工程兵部队党委授予雷锋同志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并号召部队战士向雷锋同志学习，其中一个理由是“雷锋同志有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几乎在同一时间，雷锋入党了。

　　1962年2月17日，雷锋来到沈阳，参加在八一剧场举办的原沈阳军区首届团代会，并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这是雷锋生前出席的最高规格会议。2月19日，团代会正式召开，雷锋受邀作“我是怎样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毛主席的好战士”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诉说了自己苦难的童年，畅谈了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所得到的温暖，汇报了参军前后的一些感人事迹，介绍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引起到会500余名代表和1000多名旁听者的强烈反响。

　　原沈阳军区医学检验中心主任、军区202医院检验科主任崔娴维，参加了这次团代会。回忆起这段特殊的经历时格外动情：

　　“我们的开会地点设在八一剧场，而住宿的地方则是在东北电影院附近部队的一个招待所。我和雷锋住在同一楼层。开始我并不认识雷锋同志，但每次饭前我都看见一位个子不高的战士，乐呵呵地为大家端饭，大家就餐后离开，他仍留下来打扫餐厅卫生，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一次就餐，恰巧这个战士就坐在我的旁边，他主动和我交谈起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我是做医务工作的’。我们就这样相识了。有一天，大会安排雷锋为我们作忆苦思甜报告。当我看到走上台的他时，我才知道那个助人为乐的可亲战士就是雷锋。接下来的几日相处之中，雷锋表现出他刻苦学习的习惯，我得知他为了挤出时间学习，在夜里熄灯后打手电在被里看书，甚至到有长明灯的厕所学习，还有时常头痛的小毛病。我虽然被他如饥似渴的求学精神打动，但我还从医务人员的角度劝说他，你的工作是驾驶员，长时间总这样用眼，视力受到影响，导致头痛，对工作是不利的。

　　“我们一周的会议就要结束了。2月24日午后，雷锋来到我的住处，要我给他留言，我当时也没有过多的准备，写下了‘雷锋同志：是党把我们这些苦孩子培养了起来，我们要一辈子为党作贡献’。写完之后，雷锋从衣兜里拿出他的钢笔，也给我写下了临别赠言。当时，我就是用会议上新发的这个本，请雷锋同志写的赠言。”

　　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雷锋用那独特的斜体字留下这样一行字迹：“崔娴维同志：您是优秀的共青团员，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愿您的青春像鲜花一样，永远在祖国的土地上发散着芬芳。战友：雷锋。62.2.24”

　　当时在一家大型企业当宣传部长的雷振民在日记中，记录了团代会参加的晚会：“1962年2月25日，在八一剧场举办了一次联欢晚会。我当时有幸参加了这次联欢活动。开始是部队方阵同地方的几个工厂和学校组成的方阵拉歌子，我在地方的方阵里，和大家一起唱了《东方红》《歌唱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以及《嘿啦啦啦》等歌曲。大家感到还是部队方阵唱得最齐、最嘹亮、最活跃。令人难忘的是，联欢活动中安排了一项交换纪念品的活动。部队的青年代表——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和工人代表——沈阳市的一位劳动模范，登台互相佩戴了交换的纪念章。雷锋和劳动模范都讲了话。当时我一听主持人说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就特别注意。因为我一直感到姓雷的人不多，所以印象很深。雷锋同志身着笔挺的军装，很威武、很精神。讲话时，声音很洪亮，表示了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决心。我听了很受鼓舞。”

　　雷锋很看重这次团代会。原新城子区望滨中学教师田秋曾保存了一张雷锋照片，泛黄的2寸相纸上的雷锋面带微笑的半身像。这张照片就是他在团代会期间在沈阳拍摄的。雷锋随部队驻军望滨乡时送给田秋的母亲田大娘的。在送出这张照片两个月后，雷锋便因公牺牲了。

　　雷锋牺牲后，一个载入历史的事件发生地也是八一剧场。

　　1963年1月21日，沈阳军区在八一剧场举行“雷锋班”命名大会。

　　在会上，陈锡联上将宣读了国防部1963年1月7日批准命名雷锋烈士生前所在的某部运输连四班为“雷锋班”的批复：“望勉励四班同志，保持发扬这一荣誉；并教育部队，学习雷锋同志的优秀品质。”随后，陈锡联将一面绣着金光闪闪“雷锋班”三个大字的锦旗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雷锋班”全体战士在掌声中走上主席台，班长张兴吉、副班长周述明从陈锡联手中接过了锦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领导机关代表还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领导机关给“雷锋班”的贺信。信中说：“你们曾经荣获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班的光荣称号，现在又荣获国防部批准的‘雷锋班’的光荣称号，这是无上的光荣。希望运输连四班的同志，认真学习雷锋同志的优秀品质，保持和发扬荣誉，争取人人当毛主席的好战士。”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雷锋班”成为学习雷锋、弘扬雷锋精神的典型群体，被誉为“雷锋传人”。截止到2022年，“雷锋班”已诞生27任班长。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在全国各大媒体发表后，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文工团准备专场演出，朱光斗怀着对雷锋的崇敬之情，用一周时间创作了全面概括雷锋事迹的数来宝《学雷锋》。3月12日，由朱光斗与范延东表演的对口快板《学雷锋》在八一剧场首演。接地气的群众语言，讲述了战士雷锋的感人故事，引起轰动。1964年5月，他们在中南海，为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表演。一时间，《学雷锋》响遍大江南北。当时很长一段时间，电台、电视台经常播放朱光斗的数来宝《学雷锋》，中国唱片社还录制了唱片。这个作品被一些出版社选用，并入选了大学和中学的课本。

　　可以说，八一剧场成为学习雷锋的重要阵地。

在团代会主席台上，雷锋与沈阳军区政治部首长交谈。

　　雷锋的印记雕刻在了这家剧场的每一处空间。甚至，雷锋牺牲后，一些重要的学习雷锋活动、一些重大学雷锋典型表彰大会大多选择在八一剧场举行。对于雷锋来说，这里具有不可替代的标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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