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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容崛起的道路上 装备有甲骑具装的重装骑兵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血肉坦克”甲骑具装

作者:张松

2017-11-13 08:09   来源: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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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慕容鲜卑所处的十六国时代,战场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震撼场景:几千名由人到马皆披玄色重甲的骑兵,排着整齐的方阵,手执三四米长的利槊(shuò),先缓行,再加速,待进入对方弓弩手的射程内,一声发喊,顿时尘土飞扬、马嘶震天、地动山摇的迅猛冲击瞬间爆发!这是一群令敌肝胆俱裂的冲击尖兵,这是千年前摧枯拉朽的“血肉坦克”,这是举倾国财力打造的桀骜军魂!它是慕容燕国克敌制胜的利器,它是鲜卑英豪跃马扬鞭的神符,它有一个学名:甲骑具装。

  威猛掠阵的“血肉坦克”

  何谓甲骑具装?按《宋史·仪卫志》所释:“甲骑,人铠也;具装,马铠也。”“甲骑具装”(或称“具装甲骑”)喻指人与马均披铠甲的重骑兵,这一兵种是十六国至隋代(317年~618年)中国军队的主力。发明甲骑具装的鼻祖是活跃于中亚、南俄草原的斯基泰人(也称西徐亚人),短剑、标枪、长矛、战锤、复合弓,还有马甲、胸甲、护头、护颈、身甲、腿甲等骑兵装备,皆出此族。携带这些装备的斯基泰佣兵后来又转迁到波斯、希腊,甲骑具装便逐渐辐射到西亚、欧洲地区。

  甲骑具装是将人与马的防护能力发挥到最高水平的兵种。面对密集的步兵阵线,它的使命不是缠斗和追击,具有强大防御能力的甲骑具装可不畏刀剑,在战场上横冲直撞,即使是少量的甲骑具装也能用锐利的长矛撕开敌军战阵。历史证明,训练优良、指挥得当的甲骑具装几乎可无视任何兵种,即使是弓骑兵、重步兵等所谓的重骑兵克星,对其也无可奈何。

  甲骑具装是古战场的王者,几十万人的战场上,他们不过数千,却能威震三军。甲骑具装是古代各国不惜巨资倾力打造的王牌之师,是那个时代横扫天下的“血肉坦克”,他们是精锐,是军魂!它的增损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如东罗马帝国与大隋帝国,当其甲骑精兵衰败、陨灭之时,便也宣告了帝国的去日无多、行将就木。

  西汉时期,中国只有轻骑兵,所有的战马都是赤膊上阵。东汉时期,开始在战马的胸部装上皮革制成“当胸”。三国时期,开始出现比较完善的马铠,但是当时这种装备非常的珍贵。曹操在《军策令》中说到袁绍有三百具马铠,然后伤心地说自己的军队连十具也没有。到了官渡之战时,袁绍上万骑兵部队加在一起也只有几百具马铠,重骑兵的比率仅占全部骑兵的百分之三。这时的马铠仍然用的是皮革甲片,长矛的正面狠刺仍可洞穿护甲。到了战火纷飞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西域胡人将甲骑具装和优良战马带入中国,尤其是以铁制的大型甲片制造的马铠,军中人皆具备。后赵石勒灭段末邳一役,缴获披着马铠的战马五千匹;在对姬澹的战役中,石勒又缴获了上万具马铠。因甲骑具装威力无穷,甚至在不适合骑兵作战的中国南方,也出现了这一特殊兵种。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标准的“甲骑具装”,由六个部分组成: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寄生,还配有马鞍、马镫、缰绳之类的装备。“面帘”是一块狭长的金属制的护面,上面开有眼孔,主要保护马匹面部;“鸡颈”是一副马颈部的护甲,由甲片缀成,前面有搭扣可以扣上;搭后,就是马匹中后部的大片护甲……而“寄生”,则是一个放在马尾部的向上翘的扫帚一样的东西(应该是保护骑兵后背的)。这般装备的战马,除非是步兵冒死冲上去砍马腿,否则很难直接杀伤它。

  这时,武士的铠甲由两面铠改为明光铠。“明光铠”就是中国传统演义小说中经常提到的“护心镜”,防护效果优于两面铠。

  这时,骑兵的格斗兵器由戟改为长刃的马矛——槊。这种槊一般长一丈八尺,折合成现代尺寸,约两米至三米之间。而南北朝时期的槊,如南朝梁大同三年制成的槊长二丈四尺,有四米多长!

  甲骑具装虽非起源中国,却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首先是环臂铠演变成东方惯用的披搏或筒袖,下身保护多用甲裙。其次,弓箭作为重要兵器被引入甲骑具装系统,使甲骑具装具备了对抗轻骑兵的实力,单手长刀也就是在这时取代剑,被首次引入甲骑具装的武器系统的。

  那么,在慕容鲜卑所处的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配备甲骑具装的铁骑兵是如何冲阵的呢?分五个步骤。休息阶段:为了节省战马的体力,骑兵站在地上,也许在休息,也许抽出配备的弓弩来一两阵齐射;预备阶段:骑兵上马,提起长槊、大刀和长戟,开始调整队形;缓行阶段:披着铁甲的战马开始向前移动,进入到敌军弓弩的杀伤半径之内;小跑阶段:战马迈着沉重的脚步,发起前半段冲刺;冲锋阶段:战马开始发力冲刺,铁蹄踏得地动山摇,骑兵们大吼一声,平端长槊冲入敌阵!

  横扫四邻的慕容铁骑

  前燕时代的甲骑具装造型,最早是在冬寿墓壁画中发现的。冬寿墓是一座大型石室墓,墓中有幅壁画,画的是一个头戴兜鍪(móu,古代打仗时戴的盔)、身披铠甲、手执长矛的骑士骑着亦着铠甲的战马的出行图。冬寿葬于公元357年,曾是燕王慕容皝(huàng)的旧臣,后背叛慕容皝逃亡他国。田立坤先生认为,冬寿墓应属辽西三燕墓系统,其壁画中所反映的甲骑具装应是前燕建国前后的骑兵装备。

  据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可知,1988年在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出土的甲骑具装是目前国内第一例时代最早的实物,这一时期也正是鞍镫俱全的马具成熟时期。

  据学者田立坤、张克举考证,前燕时代的甲骑具装是受中原文化影响产生的。慕容鲜卑对其加以改进后,新式的甲骑具装又对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及整个东北亚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

  前燕建立前,作为战场上防护装具之一的甲骑具装就已产生了。到了汉代,铁质防护装具已普遍应用于战争。不仅在中原地区的洛阳、河北满城、西安等地出有铁甲,而且在北起内蒙古、东到吉林、南达福建的广大范围内都有铁质防护装具发现。如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晚期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用铁甲片编缀成的兜鍪和编缀甲衣的甲片。其中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二十家子西汉古城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由颈甲、身甲、披膊及垂缘四部分组成的铁甲衣。吉林榆树老河深东汉晚期墓中除出土铁甲衣外,还出土过铁兜鍪。

  与春秋战国、两汉的甲骑具装相比,前燕时代的防护装备设计得更复杂,使用更便捷,制作工艺也更加先进了。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出土的我国第一副甲骑具装实物,为前燕时代遗存,其马胄由面罩、护颊板、护唇片三部分组成,两侧的护颊板与面罩前端的护唇片均用铁销连接,不用时可以折叠,并有用于扎结的带扣,而且还采用了更为先进的铆接技术。其他不能复原的甲片大多为圆角长方形或是上缘圆角、下缘平直,与汉代常见的甲片形制、尺寸相同。

  较之河北易县战国燕下都出土的铁兜鍪,前燕时代的铁兜鍪形制与其基本相同,但前燕时期的兜鍪的顶片改为一圆形整体甲片,将第二层甲片加长达到耳部,这样改进之后,比战国时期的铁兜鍪不仅制作简单易于修补,而且也更为坚固了。由此可知,前燕的甲骑具装源自中原地区却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前燕改进的新式甲骑具装一经面世,立刻在周边的国家地区掀起了一场那个时代的“军备竞赛”!在关外,吉林集安三室墓和麻线沟一号壁画墓的壁画上都有头戴马胄的铠马形象;在中原,河南邓县的彩色画像砖墓中,出现甲骑具装的形象资料;在江南与西南,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太元十一年至十九年间(386年~394年)的霍承嗣墓壁画中也都有骑着铠马、头戴兜鍪、身披铠甲的骑兵形象……两相比较,南方的马胄与北方的马胄形制并不相同,如云南昭通后海子霍承嗣墓壁画的铠马头部不戴胄,江苏丹阳发现的铠马头部的防护装具似为革制,即无护颊板又无额部前倾的冠状装饰。田立坤等专家推断,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甲骑具装主要是继承了前燕的形制,南方的甲骑具装出现得较晚,尤其是马胄形制与北朝的差别较大。

  此外,前燕改进创新的甲骑具装还对海东各国,如日本列岛古坟时代的甲骑具装产生过深刻影响。1958年,日本和歌山市大谷古坟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铁马胄,额顶有前倾的三瓣形花饰,两侧有半圆形护颊板,与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出土和西安草厂坡、吉林集安三室墓壁画的马胄形象基本相同。日本列岛发现的马鞍、马镫、杏叶、步摇等都与辽西的三燕马具有密切关系,有些可能是直接从中国传入的。

  凭借着甲骑具装这样的优良装备,“兵利马疾,过于匈奴”的慕容鲜卑四面出击,击败周边的扶馀国和段氏、宇文鲜卑二部及辽东诸侯国,进而问鼎中原。田立坤表示,慕容鲜卑之所以能历经百余年发展,由弱到强,究其原因,除慕容氏在内政外交上采取了顺应当时形势的政策,得到大多数汉族和少数民族支持外,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助其成功的重要内因。在慕容崛起的道路,装备有甲骑具装的重装骑兵,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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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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