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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城银行往事

作者:于铁 温广君

2020-08-07 09:35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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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南站支行,原志城银行旧址。(图片来自网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各界爱国人士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之中,包括抗联在内的武装斗争早已被人们熟知,被历史铭记,而在隐蔽战线的斗争,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斗争,人们知道的不太多。近年来,在辽宁省及沈阳市一些专家学者努力下,以志城银行巩天民(又名巩甸奎)、张为先、郭尊三、燕又新、齐贯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展的斗争工作逐渐被人们知晓。通过回顾志城银行往事,可以让我们重温特定历史时期民族资本不屈的斗志、深厚的家国情怀及守信立业的文化底蕴。

  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受“九一八事变”影响,沈阳的票号和钱庄面临灭顶之灾。从经营环境看,已经放出的贷款收不回来,向官银号借的钱必须偿还,由此导致资金链断裂;从政策环境看,1932年6月15日,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合并成立“伪满中央银行”,不久颁布《私营银行法》,规定如在沈阳继续从事银行业务,至少需要40万元资金,远远超出了单家票号或钱庄的自有资本,这样就“合法”剥夺了长期经营的银号和钱庄的经营资格。

  为谋取生存空间,山西曹家的富森峻等5家钱庄商定合并,聘请世成庆经理巩天民担任经理。经过巩天民与伪满财政部、中央银行等部门沟通协调,1934年12月28日领到财政部第63号银行营业许可证,1935年1月,5家票号完成合并,2月1日志城银行成立。由于对外债权债务没得到有效解决,加之巩天民因“九君子事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志城银行正式成立之后并没有举办开业仪式,仍经营原票号钱庄的业务维持生存,巩天民被释放之后,志城银行于1936年1月4日正式开业。

  志城银行名字的由来,是取“众志成城”之意,匾额书法是1935年10月19日由太谷县程明远寄来,是太谷县书法家赵铁山的楷书。取得成立许可之后的董事长为富森峻当家人赵钰,正式开业前变更为曹章甫,总经理为巩天民。

  回首志城银行历史,大家主要关注巩天民周围一批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光辉业绩,因为巩天民是沈阳市最早的共产党员,作为金融界人士,参与了“九君子”国联外交事件,对沈阳市组织抗日组织、营救爱国人士、资助义勇军斗争、开展情报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实,志城银行本身的成立与发展,也体现了民族资本为了生存的顽强斗志。伪满政府是日本掠夺东北的傀儡,不仅压榨劳动人民,也压榨民族资本,在生存危机面前,民族资本的家国情怀契合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策略。

  伪满统治下的步履维艰

  志城银行的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时资本为20万元伪满币(实缴10万元),主要业务是存款、贷款和汇款,业务范围主要在辽宁省,少量在吉林省,新民富通元、清原谦聚海、吉林三进东、开原驿恒丰乾等钱庄票号与志城银行都有业务往来。除了银行业务,志城银行还拥有商业银行、营口肇兴轮船、奉天纺纱厂、八王寺啤酒汽水公司、惠临火柴公司、营口东海罐头公司、英美烟股票公司、奉天汇华银行、山西会馆的股票。此外,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因抵押原因,志城银行还拥有一些非营业用房产和土地(如开原驿的熟地),通过出租房产和土地获得营业收益。

  经过查阅资料发现,志城银行成立后在流动性方面存在困难,资金周转制约了业务经营。在1935年6月10日召开的伪满“全国普通银行大会”上,巩天民作为志城银行参会代表,提出两个提案,其中一个提案是《关于对地方银行救助接济事项财政部及满洲中央银行应负之责任问题》,阐明受旧政府纸币毛荒、工商企业倒闭呆账牵累,地方银行出现金融迟滞、周转不灵,建议可否由财政部与中央银行间分清责任问题,共同考虑以正确迅速之手段解决地方银行所请求之各项问题。另查奉天市商会通知《准税署复函为富森峻等前请将同义台欠款划抵中央分行一案碍难准行通知知照》(1935年会银第507号)可知,因伪满政府原因造成了志城银行的债权债务清偿出现失衡,即使手里握着欠款人抵押合同也无法主张权利,伪满政府一纸公文就让民族资本多年心血打了水漂。除了抵押财产不能实现的风险之外,债务人破产清算也影响志城银行正常经营,兴茂厚、兴隆丰、同兴元纷纷被伪满政府管理部门进行集中债务清理,不仅不能正常收回贷款利息,贷款本金也要打折。

  曹家5家票号在合并前,共拖欠旧债92万元,经过巩天民多次呼吁、协调,志城银行向伪满政府财政部申请债务、减免,向奉天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奉天交通银行协商了债务继承与暂缓。由于巩天民精通银行业务,山西票号非常讲究诚信,志城银行于1935年1月末完成合并之后,初创时期就展现了良好的稳健性,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合并前5家票号业务的处理,清理债权,尽力处理债务,对于汇兑业务及时办理查询查复,在当时历史时期,深受老百姓信赖,也得到了同业襄助,原定5年还清的债务,仅用1年便还清了,成为私营银行中的翘楚。1935年志城银行放款利息收入22389.52元,手续费收入355.67元,房地租6025.80元,业务开支26382.12元,仍盈利448.03元。

  鉴于志城银行经营业绩出众,加之巩天民多方奔走协调,1937年伪满中央银行提出整理纲要,将志城银行全部债务分为四部分处理:用现款偿还四分之一,加入资本四分之一,免息延期偿还四分之一,豁免四分之一。但前提条件是:将未缴资本十万元缴足;资本总额二十万元缴足后,减资为十三万三千二百元;以债权额二十三万一千八百元加入的资本金作为优先股,无论盈亏均按年息五厘分配红利,普通股股息超过五厘时,优先股也参加分配。上述整理纲要尽管让志城银行有了喘息之机,但也看出条件非常苛刻,反映了民族资本生存非常艰难。

  民族资本的家国情怀

  志城银行虽没有正面与伪满政府对抗,但没有投靠伪满政府,而是以私人银行身份进行有理有节的经营。富森峻、咸元会、义泰长、锦泉福、渊泉溥等5家股东在“九君子”事件之后,聘用巩天民为经理,展现了民族气节。在巩天民组织下,张为先、丁宜等先后被安排进志城银行工作,这些共产党员利用志城银行这个平台,收集了大量情报。

  从1937年10月起,巩天民从银行界、工商界搜集日伪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由张为先转何松亭,情报直报中共中央。1942年3月,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遣李振远、周梅影夫妇来到沈阳,将“觉社”与“东北青年救亡会”整顿合并,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东北救亡总会”,领导机关仍设在志城银行二楼,1944年毛主席对这项工作做出重要批示:“看来东北不是铁板一块,国际线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是大有作为的。”

  长期以来,巩天民以志城银行经理身份圆满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其本人贡献已得到党组织认可,有的任务需要以志城银行名义开展,这也体现了民族资本关心民族大义、拥护党的领导、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先进性的一面。总体来看,志城银行为了生存,需要与各方面灵活周旋,但这种灵活性不是无条件顺从,而是在顾全大局情况下,积极为自身发展谋求空间。改组为银行之后,为了自存图强而引入近代银行经营理念,但票号积累的诚信经营传统一直没有丢。依靠志城银行的成长壮大,在白色恐怖的伪满统治区,金融平台为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持。

  (本版图片飞鱼)


(责任编辑:贺晓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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